新闻照片何以成为证据？

　　有一则古老的印度寓言，说是一个国王把所有的盲人都召集到广场上，拉来一头大象，他请盲人一个一个地摸象，分别摸不同部位。国王请他们描述大象的样子，摸到象鼻的说它像是粗树枝，摸到象牙说是像犁，摸到肚子说它很像谷仓，而尾巴则让它像系着船的绳子，耳朵好似一块地毯。盲人开始争论，因为每个人都坚信他们 自己所接触到的那部分是真相。

　　见此场景，国王决定重复这个实验，但让两个人一组，交换触摸他们之前接触的大象的局部。在这之后，再请他们去分享自己的观念和见解，这个时候，大家才逐渐形成一个象的整体概念：一个谷仓般的身躯，下面有柱子，前面正中是粗大的树枝一样的东西，两边是犁，后面是一个系船的绳子。

　　摄影可谓一个故事，一种转译：在每一个瞬间，当摄影师试图框取一帧画面，他就在对之进行评论。根据他所接近的部分以及对将什么放进来，什么不放进来进行选择——他决定了讲述怎样的故事。

　　但摄影却又不是一种转译：大象的耳朵仍然是这个动物的一部分，而最终，当我们把这些不同的观点整合起来的时候，就会看到一个对事物更为全面的理解。

　　摄影这一媒介有别于其他再现方式的特性在于，它是一个痕迹，一个线索，一个真实的信号（a sign of reality）。

　　就是因为摄影的这个“现实痕迹”的特性（尽管是有限的以及并非无条件的），使得它可以成为提供事实的手段，以及揭露不公和暴行的工具。

　　我记得自己曾看过关于反映朝鲜集中营折磨人的插画，是逃离这些营地的人们所画。但我是否应该相信这些画呢？我不知道，我不能肯定：因为这是插画。假如摄影完全丧失了它的见证价值，它也就会同样成为一幅插画，仅此而已。

　　有什么会消解摄影作为一种可靠的证据的身份和地位呢？一个我认为的可能原因是，摆拍的图像、虚构的图像，以及在一个报道摄影的职业法则之下生产出来的图像，这几类图像之间的界限的消失。

　　出版领域如今在经历一场风暴，我们能够听到来自各个层面的声音，但是高质量的新闻报道却日益减少。在这种气氛中，仍有人在苦苦支持着去生产认真负责的、多元的、尽可能客观的信息。

　　通过文字和图片传递的信息需要我们彼此合作去补足信息，不断深入解释。但由于数字技术的便捷性导致照片可以随意修改，更是那些宣传者对之毫无底线地使用，这让照片的信度大大下降。

　　想要让照片成为可信的证据，必须保证这些对现实的记录，以及通过怎样的渠道传递给公众，要保持这一切的透明。我们对这个档案怎样证实其身份呢？伴随着技术的推进，一张照片，它那天然的被认为是一种证据的身份也不存在了，作为证据的照片也必须在一种标准之下生产出来。我们不能想见可以使用一张修改过的照片去完成证据的作用。

　　既然照片也是部分的反映世界，而且也是一种阐释性的文本，那照片怎样才能成为一种档案呢？当摄影师不去介入并修改他眼前发生的“现实”的时候，当他不去修改照片去增加或者减少内容，增加多余的戏剧性或者让部分压暗，或者部分曝光过度使其更突出的时候。

　　假如摄影师看到一些但却没有拍下来，他即使就在这之后的一刻让被摄对象重复这个动作，这都不再是一种现实的记录，而成为一个插画，可能也会非常有力，但依旧是一副插画。

　　对于医生、律师、记者都有行为准则，很显然，摄影记者也需要。这样的准则为记者设定行为界限，这些规范并且需要不断去讨论和争论，根据社会的变迁去不断修订。

　　但这些规章不应该是教条以及不可争辩，我们可以参照医学伦理对堕胎的观点。法则是提供一个尺度，并当其过时之后就应该被破除。那些打破规则的人要不然就是有远见的人士或者就是狂妄之徒，这要让后代来决定他们的所属。

　　不管怎样，我们要去探讨为什么会有这些规定，其成因在哪里，就新闻摄影而言，很多规章都是为了保护摄影的纪实属性而产生的。

　　摄影要忠于现实，就好比来自现实的一种可信的引用，当我们引用个体的发言的时候，我们不会更改任何话，即使可能会对之有一些好的修订。纪实摄影就好比加了引号的直接引用，是从一个流动发展的现实中截取出来的，假如这个现实在拍照之前被介入了，或者之后用photoshop修改了，这张照片就变成了“插图”， 摄影师有责任对其做特殊说明。

　　像古斯基以及辛迪雪曼这些人的作品，在未来也可以告诉我们的儿孙当下的社会状态，是时下社会现状的深刻总结，但它们没有档案价值而且并非指向任何现实存在，更像是一种注释。这是否就说它们不那么有价值呢？当然绝对不是。这两者是不同的价值。

　　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时下摄影有多种讲述方式，都是平等且必须的。这些类型从传统的新闻摄影到虚构的，融入了更多个人和艺术观点的视觉表述。

　　我相信这些不同的声音彼此之间的共生对丰富我们的智识相当重要，我也相信它们应该都有自己的空间，比如，在传统的信息传播平台上，这些类型都可以存在。只要我们能够向公众清楚解释他们所看到的是什么，使用尽可能详尽的文字解释，不要让读者对摄影师的意图和他的创作思路有任何怀疑。

　　这主要关于语境和目的：在画廊的墙壁上，这就是一种告知，而在一个报道的语境中，假如不给予足够的说明，使用复杂的技巧比如对场景的再现，这就可能会损害照片的信度。这就是我之前提到的当下的气氛中不断蔓延的对媒体照片不信任的一个原因。

　　假如你选择成为一个摄影记者，让你的工作方式和思路对于读者要相当透明，这是你的职责所在，必须要透明，这不是一个选择，而是一种规定。假如场景是再现的，假如被摄对象是如同电影制作那样去导演的，那就必须要在图片说明里注明，暗示或者仅仅是一种轻描淡写都是不够的，模糊在新闻报道中是不可接受的。

　　就传统新闻摄影而言，我认为现在的这些虚构的叙述方式其实可以看做是一种对其的映射（ a cause for reflection）

　　为此，我们应该开放自己的思考，不应该在争论中反而迷失了目标：我们不是去谴责摄影的记录特性，也不是抛弃它的价值。

　　当我为Vogue.it采访Brent Stirton的时候，他告诉我，对于一个摄影记者来说，他要不断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你这么想干这份工作？这是至关重要的，在你职业生涯的整个阶段，你都要不断问自己，否则你的工作就逐渐成了关于你自己，而不是关于你报道的问题。我认为你必须回到你自己工作最纯粹的部分中来。

　　最后，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本届荷赛的评委）Gary Knight所谈及的一个话题，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Knight提到他和他的同事以及媒体在接到一个报道摄影任务以及刊登的时候都相当小心，必须要一再确认公开发表的这张照片是对被摄对象和场景的一个准确再现。但他们能百分百确认，比如非洲人的形象是符合他们自身期待的有尊严的表达么？我们不断接收到的来自世界不同文化的信息是否向来就是不全面和不准确的？大量的新闻报道不过是主流权威观点的一种强调？这些照片中充满了偏见，其被摄对象身处的这些现状却反而难以辨认。

　　有多少这种陈词滥调的照片不断生产，而不是激发我们的思考和思辨，目的只是为了煽情，我们还要忍受这个有多久？

　　Knight把他自己以及我们置于了一个基本的、急迫的以及复杂的现实之中：关于我们如何去选择世界的表征的问题，一些新闻报道必须要去报道但是我们没有，我们如何才能更为诚实，毫无偏见，负责任地去报道一个信息社会必须要关注的事实？而在这里，就我自己个人的观点来看，我还要特别说明，我们必须要容许一些差异，对于那些并非传统的讲述方式，假如我们去否认其存在和有效性（尽管它们不是一种档案）这则可能是一种错误。

作者/Alessia Glaviano  译/1416教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