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国旧梦——魅影般的早期中国摄影

在中国：早期照相与工艺

泰康空间（北京朝阳区草场地艺术区红1号院B2），2015年03月19日 ~ 05月19日

光影百年——故宫老照片特展 

故宫博物院神武门，5月17日- 7月17日

当谈到摄影本体论的相关问题时，批评家们经常会援引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明室》（Camera Lucida）。这本书一上来便开宗明义地探讨了“照片的特性”，即摄影自在自为，具有不可被别的表达媒介代替的属性。巴特在开篇写道：“有一天，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偶然看到拿破仑最小的弟弟热罗姆的一张照片（摄于1852年）。我当时十分震惊，想到：我看到了一双曾经看到过拿破仑皇帝的眼睛！”尽管巴特这一脑洞大开的“观看之道”并没有获得他周围朋友的共鸣，但却生动地例证了摄影（作为一个动词）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以及解读摄影（作为名词）的无穷可能性。关于艺术与现实之间复杂关系在这里无需再多加赘言，但不得不强调的是，巴特的这一解读照片的想法恰好印证了：作为看似离现实最近的一门艺术创作手法，摄影，即使是纪实摄影，也并不是现实经过减法后的产物。单单是对一张照片的凝视，和对照片中人事物的想象、追思、崇拜等等精神活动都为照片本身叠加上了新的一层含义。这也正是为什么，老照片往往总是格外能引起人们的兴趣。这些具有史料价值的照片似乎有着穿越时空的神力，虽年代久远，但并不难使人产生共鸣。

具体到有关中国早期摄影的创作，不难想见多是早期来自西方的探险家、传道士、侵略者（有时往往是这些身份的集合体）等人拍摄，或是开设照相馆的中国摄影师的杰作。近年来出版的多部译著都反映了这些影像在数量、主题、手法上的丰富性和这一领域的研究价值。比如，于1873至1874年在英国伦敦出版的《中国与中国人影像》（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便是以“向当时的西方读者全方位地介绍中国”为目标。苏格兰摄影师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对准了这个经历两次鸦片战争洗礼后垂垂暮已的昔日王朝，认真拍摄了牌坊、乞丐、女人发型这些带有浓重人类学色彩的对象，并为每一个条目书写说明文字，以还原“中国”和“中国人”的完整图景。回到当代，美籍华人刘香成拍摄的《毛泽东以后的中国》（China after Mao）可算是记录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社会变革的经典之作之一。除了本身考究、澄净的影像语言本身，不得不提的当然还有刘香成出生于中国而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并成为摄影师的特殊经历。这一经历注定他不能被简单粗暴地以“东方/西方”“中国/外国”的划分方式归类到任何一个意识形态阵营或观看惯性中去。从古至今，不论是摄影师和被拍摄者，还是照片与观众，观看者与被观看者之间身份政治是一个永不枯竭的议题。

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前段时间在北京泰康空间举行的展览“在中国：早期照相与工艺”以及最近在故宫博物馆刚开幕不久的“光影百年——故宫老照片特展”才格外值得讨论。这两个展览小而精美，并且在空间呈现和内容架构都十分出色。在时间跨度上，两个展览都囊括了19世纪也就是那些最早有关中国的影像。不同的是，藏于故宫的“钦定”或“进呈”之作更多反映了摄影服务于官方宣传、纪实或宫廷留影的职能，而在泰康空间展示的葛磊先生的收藏则更多展现了有关普通大众或民间立场的影像。

“At China: Early Photography and Photographic Technique”, Exhibition View
《在中国：早期照相与工艺》展览现场

来自西方的工艺与观看

19世纪以降，随着《南京条约》《天津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被迫向西方贸易开放广州、厦门、上海、天津等开埠口岸，也使得西方摄影师及摄影技法经由这些港口城市传入中国。泰康空间一展首先以橱窗陈列和展板的形式交代了这一重要的历史背景。第一部分“照相在中国：1845-1895”便通过对当时多个通商口岸摄影发展的逐一梳理，对摄影在中国的萌芽及蔓延进行了清晰的呈现。

此外，诚如此展的主题所明示的，工艺技术的发展和传播成为梳理这一时期摄影史的一大线索。从蛋白工艺（Albumen Process）到火棉胶湿版工艺（Wet Plate Collodion），从玻璃基片到相纸，科技的革新使得摄影的时间、金钱、人力等成本和壁垒大大降低，也成就了摄影更广泛的传播及应用。

Early Photographic Technique
早期摄影工艺

在泰康空间展览中，“早期摄影工艺”这一板块更是以6位中国摄影师的当代创作阐释了这些传统工艺值得留存的意义。达盖尔银盐法（Daguerreotype）、蓝晒印相工艺（Cyanotype）及范戴克印相工艺（Vandyke）等古典工艺曾经因保存时间过短或便携性过低等弊端被历史逐一淘汰，但却经由现代技术的补足如今又得以延续，从而重新散发“灵光”，进而记录和映射当下社会及个体的新问题。虽然展出作品在创作形式上稍欠创新和实验性，但当代摄影师对于古典工艺的运用提醒了我们摄影作为一门语言系统在表达媒介上的多样性和复杂程度。在这个以极低的成本便可获得数以千计图片资源的今天，摄影的这一特性已被大大忽视，从而也致使人们与视觉语言的关系陷入了一个自相矛盾的怪圈：对影像越来越低的重视和愈演愈烈的依赖。对于古典技法的回溯不应只沦为“技术控”或是“发烧友”追思古典之美的“雅趣”，而是继续探索摄影丰富可能性的一种手段。

泰康空间展览中的另一个板块为“从西向东看”是展览中最值得从图像学意义上分析的一部分作品。这四十余件有关19世纪中国的摄影和绘画作品映射出了西方彼时看待中国的眼光与预设。一幅拍摄于1890年代的照片拍下了一位英国人模仿李鸿章的装扮；而另一幅摄于1850至1860年代的照片则表现了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宫廷生活。这张照片中，一名外国男子身着官服，顶戴花翎，嘴上叼着水烟壶的烟嘴。坐在他左边的应该是他的妻子，这位女士同样穿着中式女装，作清朝贵族妇人打扮——她脚踩的厚底鞋子形似有“登云里”之称的满族宫廷女鞋。这对夫妻坐在架高台面上的木椅之中，身边是两个身穿素色衣服的侍女。画面中，侍女低眉顺目，女主人望向别处，只有男主人直直地望向镜头。桌上摆放的石雕屏风、背景中的画作和前景中的坐凳都在刻意营造一种东方风情，然而这些多样的道具和凌乱的摆放却恰恰印证了西方肖像画传统的影响，让人联想起亚森特·里戈（Hyacinthe Rigaud）那幅著名的《路易十四》（Louis XIV）肖像，与早期中国肖像略显朴素甚至呆板的陈设形成了鲜明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