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格南是一个按照奇怪的方式组织起来的摄影家庭。在这个家庭中,是一些有持久创造力和生存能力的人。他们对人生体验极其关心。这在马格南内外都是一样的。 对我而言,马格南就是一个小小的港湾,我可以从这里奔赴充满了暴风骤雨和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大海。它同样是我的归宿,永远在那里静静地等待着我。 我跟这个组织中的其他成员可能没什么友谊可言,但他们每个人都的确影响着我的思想。 两年以后,当我到了尼加拉瓜时,我的命运彻底改变了。 当时尼加拉瓜国内正面临着一场危机,我决定留下来,而不是讨厌和逃避。我要突破单纯对新闻事件的报道,而把我所看到的真相用纪实的手法记录下来。 在那里,你永远不知道你下一步会去哪里,也不知道究竟会拍到什么,这些都没法做计划,而是要用眼睛去发现。通常情况下,摄影记者的时间非常紧张,他们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发回照片,而我只是跟着感觉走,抓拍下那些发生在我面前的我认为重要的情景。 这与以前拍摄脱衣舞娘有着天壤之别。以前,路上由脱衣舞娘为友,可以中途回家冲洗底片,然后把印好的小样带回来给她们看。跟脱衣舞娘之间,我们的关系比较亲密。 相反,在尼加拉瓜却是困难重重,这是战争。我不可能重复地拍摄同一个题材,而我采访的人物几乎没有第二次谋面的机会。我也经常见不到照片,我必须把拍好的胶卷寄出去才能冲洗。马格南再把它们分发到几份有国际影响的媒体上发表,而在胶片运到我手上之前,他们往往会把底片弄得纷乱无序。所以我总是同时拍摄一些黑白照片,用于检索运回来的彩色底片。 当我在《时代》封面上看到我在尼加拉瓜内战爆发前拍摄的照片时,那种兴奋的感觉是不言而喻的。但在兴奋过后,我又分明得到一种暗示——成功所带来的责任感——必须保证报道的真实性。我们总是对控制抱有一种幻想。对我而言,搞清楚人名、地点、事件的细节是非常重要的,在我编辑的书之外,我就没有办法控制我的照片了。 马格南实际上是一个向杂志社提供准确材料和图片的中间机构。但一旦将材料送到杂志社手中,问题就出来了。比如说文、图不搭配,以至于根本不能反映我拍摄照片时的真实感觉。有些属于失误,但有些也是人为的。当摄影记者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面对媒体越来越快的时效性:那时我们用飞机运送胶卷,而现在每个人都使用数码设备了。 当最终要把我的照片编辑成《尼加拉瓜》这本书时,我对照片的取舍竟然没了主张。因为在那里拍照片的凶险远远超过你在书中72张照片中所能看到的。挑选什么样的照片编到书里永远是个最大的挑战。这个过程比之拍摄照片要难上不知道多少倍。 虽然我们在编书的过程中已经够谨慎的了,但是摄影类图书的发行还是很惨,读者市场小得可怜。有时候我甚至这样想:“为什么我不能开着车挨家挨户地推销我的书呢?” 我不清楚亚马逊或者其他的网站是否会为我们提供一个以前从没有接触过的空间。个人化的读物在这里会有读者吗?他们能否竞争得过大出版集团的出版物?能维持自己的权益吗?这些都是有关我们能否在未来占有一席之地的尖锐问题。 我们必须持续不断地突破各种条条框框的限制。作为一名纪实摄影师,我却必须同样要关心照片的美感。 可是难道一张照片只有挂进画廊并让人买去挂在墙上,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艺术品?或者说,只有当我们不关心与照片相关的标题、文字和产生背景的时候(仅仅只有图片本身),它才算得上是纯粹的艺术品? 我想就纪实摄影而言,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抓住机会将你的照片展示在更多的读者面前。很多时候,我关心照片的表述功能胜过关心照片的形式,我一直在寻找内容与形式的最佳结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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