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摄影的挑战

在尼加拉瓜，我同时用两架相机拍摄黑白和彩色两种胶片，但我逐渐发现，这个地方用彩色胶片更合适。彩照能够拍出人们色彩缤纷的衣服、粉刷过的房子，更重要的是能够抓住当地居民的一种情绪——对未来生活的乐观。

尼加拉瓜的照片刚刊登就引来了很多批评。他们觉得彩色美化了中美洲的暴力，也有人认为彩色与主题不相称。这不是摄影师第一次用彩色照片拍摄战争。越战时，拉里·伯罗斯（Larry Burrows）就拍过很多精美的彩色照片。不过我不是刻意模仿他情。我只是觉得，只有用彩色照片才能准确地反映我当时看到的世界，我的初衷是要用正确的方式来诠释此时此地我对战争的认识。

对于一个纪实摄影师而言，在承受批评、承担责任的同时还要谋求创新，是持久的挑战。我害怕我们都快坚持不住了。

在各种摄影展览中，你会看到他们用同一种手段安排照片，极少有什么变化。杂志也是一样。图书出版本来有很多事可做，可是除了亚历克斯·哈里斯和鲍伯·科尔斯的《Double take》、科林·亚各布森的《报道》杂志以及几年前彼得·豪主持的《Out takes》——一个试图发行未发表的照片的出版计划外，有影响的出版物又有多少？为什么？

 很多人都在购买相机和胶卷，很多人也都在购买摄影图书，比如《生活美景》系列。可是为什么人们对我们倾心拍摄的纪实摄影作品就不感兴趣呢？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我们就仿佛被放逐在一个孤岛上一样？

拍摄纪实摄影作品绝不仅仅是与人套近乎后“咔嚓”一下那么简单。它也要寻找空间——杂志、图书或者展览，来传达和呈现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不同理解。将我们的作品打入大众空间中就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更不用提拉赞助这个最令人头痛的问题了。

我们不能强迫人们喜欢我们正在从事的工作，但我们必须想办法引导人们注意他们不希望涉足的领域。

70年代初，当我们刚刚开始工作时，从五、六十年代“黄金时期”走过来的杂志已经不再雇人去做那些我们梦寐以求的纪实摄影了。我们知道玛格丽特·伯克－怀特和罗伯特·卡帕那时可以得到长时间的工作合同，而不管题材是什么，他们都可以确保有15个页码发表作品。在我们这一代人中，这样的好事再也没有了。即使你经验丰富，要找一份工作也非常困难。我们的照片再也不会独立出现在杂志上了。

在经历了对纪实摄影长达10年的排挤和对纪实摄影的合理性的质疑后，现在又有一些年轻人对它产生了兴趣，但这并不意味着纪实摄影的复兴。我想在这个时期内也产生了一些值得摄影师认真反思的问题，虽然这一度使摄影师进退维谷，但却是些非常严肃的问题。

一个更有趣的问题是：是否还有更加深刻描绘纪实摄影的语言？我们还会比现在走得更远吗？

一想起这些问题，我就兴奋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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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配图均为

苏珊·梅塞拉斯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