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德国式客观主义摄影，其实是对主题的一种敬畏

▲ 《蛇头》，1927 年

阿尔伯特·伦格尔-帕奇

（Albert Renger-Patzsch, 1897~1966 ）

阿尔伯特·伦格尔-帕奇（Albert Renger-Patzsch，1897—1966 年）的摄影风格常被人同魏玛德国政府时期的新客观主义联系起来，但这名摄影家却并不希望自己同德语中的“schlichkeit”（客观性）产生关联，因为他认为这个词扭曲了他的本意。他更情愿用英语中的“objectivity”（客观性）来形容自己的艺术风格，因为他认为“外语词”可以“准确描述我对创作主题的敬畏”。

伦格尔-帕奇支持摄影“本身就是一种丰富的艺术”这种理念，认为摄影具有“它特有的技术和意义”，他反对将摄影视为等同于美术的艺术形式。他对于摄影的基本主张与现代主义者较为相似，但这种定位实际上忽略了他在摄影过程中保留的某些传统元素：他习惯将相机支在三脚架上（而不是使用手持相机），他的照片中会避开一些呈现偶然性、暂时性或者动感的线索，他会在人像摄影中寻找一些比较“典型”的元素。

今天，有人认为其摄影中采用的这些做法，呈现了魏玛政府时期“新摄影”的两大主线：一条是主张进行正规且概念性试验，以拉斯洛·莫霍利-纳吉和其他包豪斯学院派摄影师为代表的派系；另一条是以伦格尔-帕奇、卡尔·布洛斯菲尔德（Karl Blossfeldt）以及奥古斯特·桑德为代表的超然而静态的影像派系。因此，若将伦格尔-帕奇定义为“客观主义摄影师”，实际上是剥离了他充满主观性的人生与摄影生涯之间的关系。

▲ 自拍

阿尔伯特·伦格尔-帕奇于 1897 年出生于维尔茨堡，是家中第三个孩子，父母是恩斯特·卡尔·阿尔伯特·伦格尔-帕奇（Ernst Karl Robert Renger-Patzsch）和乔安娜·弗雷德里克·多斯（Johanna Frederike Dose）。他的父亲在维尔茨堡经营一家音乐和常规美术用品店，他的这个姓来自两次改姓的母亲（她曾先后嫁给伦格尔和帕奇）。

1899 年，全家人迁到了德累斯顿，阿尔伯特在那里上了小学。在松德尔斯豪森过了几年，一家人于 1910 年搬回了德累斯顿，三个男孩都进入克鲁伊茨中学。在一战爆发的第一年，阿尔伯特的哥哥鲁道夫不幸死于战争。

两年后，刚完成化学课业的阿尔伯特被征召入伍，最终在“普通职员化学中心”担任助理。战后，他在德累斯顿的科技学院又学了一年化学。据美国艺术史学家唐纳德·卡斯比特（Donald Kuspit）所称，“到了 1921 年，伦格尔-帕奇意识到他的‘浪漫想法’根本无法和化学家这样的职业兼容”。

虽然我们可以说伦格尔-帕奇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但他在战争期间还保持着牺牲主观性、成全客观性的个性，同时又总会有意识地将自己定位为艺术家，而且还认为技术精湛与视觉敏锐就是自己艺术创作的基础。

1920 年，伦格尔-帕奇为哈根市的一家出版社福克旺公司——其经营者是摄影家和评论家恩斯特·富尔曼（Ernst Fuhrman）——担任摄影师。

1922 年，他成了这家公司的摄影业务主管，负责掌管公司的摄影档案。他在之后的回忆中称，当时人们很难理解他为何要放弃化学，转行从事“这个没有什么尊严可言的职业”。

伦格尔-帕奇在 1922 年开始拍摄植物系列照片，之后还为富尔曼出版的《植物世界》（The World of Plants）系列丛书提供了植物和花卉照片，这套书的前两册在 1924 年出版。他经常捕捉一些展示自然规律的特写镜头，认为自然规律“很稳定，人类无法理性地用数据来表达和理解自然”。

他对大自然的痴迷在《树木》（Baüme ，1962）和《岩石》（Gestein，1966）等图书中也有所体现，这两本书都是在他 60 岁时出版的。据卡斯比特所言，伦格尔-帕奇“为了拍摄某一棵树在晨光中的样子，甚至不惜赶 60—80 公里远的路程”。

1923 年，伦格尔-帕奇出于经济原因，放弃了在哈根的工作，到柏林为一家照相馆拍摄照片。同年，他在汉堡和艾格尼丝·冯·布伦瑞克（Agnes von Braunschweig）结婚。

1925 年，他在罗马尼亚一家批发药店做了一段时间的会计员之后，在达姆施塔特的出版社欧瑞格公司（这也是富尔曼成立的出版社）就职。同样是在 1925 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哈本伯格的唱诗班》（The Choir Stalls of Cappenberg），该书由欧瑞格公司在柏林出版。他和艾格尼丝的第一个孩子萨宾在达姆施塔特降生。

两年后，儿子恩斯特也在巴德-哈尔茨堡出生，当时伦格尔-帕奇已经离开欧瑞格，从事自由摄影师职业。据称伦格尔-帕奇如此频繁地更换工作和住所的原因，与他的“个人意志和难以向他人妥协的个性有关”。

1927 年，伦格尔-帕奇的摄影作品，引起了卡尔·格奥尔格·海斯（Carl Georg Heise）——当时吕贝克市文化艺术博物馆的主任——的注意。海斯在伦格尔-帕奇的主要作品集《美丽的世界》（Die Welt ist Schön ）的出版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这本书在 1928 年出版，其中收录了 100 多张植物、动物、人物、风景、建筑、机械和商品照片。

该书的编辑海斯在序言中强调了这些照片的象征意义，并提出特定不变的自然结构和形式其实也能够与工业产品兼容。学者马修·西姆斯（Matthew Simms）认为，该书的文字主张“自然与科技和谐共存的理念”。

这本书面世后广受好评，艺术史学家海因里希·施瓦兹（Heinrich Schwarz）认为该书是“摄影界一场真正的变革”。托马斯·曼恩（Thomas Mann）在《柏林画报》（Berliner Illustrirte Zeitung）上将伦格尔-帕奇称为一个“探求者和发现者”。他还驳斥了让艺术性向机械化让步的观点，将其称为“灵魂衰退与堕落”的表现，并提出了科技本身能否呈现精神特质这个问题。

但也有许多评论者拿书名说事，比如著名的文化理论家沃尔特·本杰明就认为这个书名最值得批判。他称这本书需要一个“能够将它从商业中解放出来，并赋予其革命性价值的标题”，且认为这些照片与广告摄影相似，称这种摄影手法“能够呈现宇宙的意义，但却不能反映人类与之相关的任何一点迹象”。伦格尔-帕奇坦然接受了这些批评，之后也承认《美丽的世界》“不过是一本展现事物的书，应该更名为‘万物’”。

在《美丽的世界》出版的同一年，伦格尔-帕奇和家人搬到了鼓励艺术家定居的埃森市。此时，伦格尔-帕奇的部分商业摄影工作是为埃森市福克旺博物馆的收藏品拍摄照片。他也收到了大量工业摄影任务，其中之一是去阿尔费尔德的法格斯工厂拍照—该工厂由沃尔特·格罗皮厄斯和阿道夫·梅耶（Adolf Meyer）于1910年设计，主要产品是鞋楦。

通常来说，这种任务要求具有现代知名度的摄影师来完成，而他通过自己强大的图片排版和裁剪能力赢得了机会。在这个时期，伦格尔-帕奇还曾在鲁尔区为一本书拍摄作品，但该书后来并没有成功出版。他在这个地区拍摄的照片，呈现了德国郊区的乡村风情与逐渐工业化的环境之间的强烈对比。

1956 年，伦格尔-帕奇表示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和比尔·勃兰特等人是他所欣赏的摄影师，因为他们开创了“摄影的新纪元”。1937 年，他在描写自己的摄影技巧时，曾经透露：“我只用 9×12 相机、拍摄动物和小孩的反光相机，以及作为其他用途的折叠相机。我使用各种焦距的镜头，一般为 8—30 厘米，偏爱低速快门，不喜欢特大镜头的相机。

我还喜欢使用低感光度的底版，除非当时拍摄的物体要求使用其他底版……我特别喜欢用三脚架，甚至不惜为此放弃自己不想随身带包的喜好……他们无须咨询我的意见，就可以直接冲印照片。”

这种坦率的陈述表明他并不看重相机的操作特性，而更重视如何恰如其分地展现镜头下的物体特征。

伦格尔-帕奇接手的一些商业任务通常极为枯燥，比如拍摄骨科矫形的照片、玻璃器皿、欧洲的医疗建筑和备用零件。但这些工业产品在他的镜头下却能焕发异彩，比如在他为耶拿市的斯科特玻璃厂拍摄的照片中，那些普通的烧杯居然也能拍出设计感。

1933 年，他开启了首次也是唯一的授课经历（尽管有许多学校邀他授课），在埃森市的福克旺设计学校传授摄影知识。他的前任马克思·布查兹（Max Burchartz）在纳粹党上台后就离职了，伦格尔-帕奇在这所学校授课 7 个月后，也在未说明原因的情况下离开了。

伦格尔-帕奇参加了无数作品展，还为许多书提供照片，其范围涵盖现代工业产品、城镇和乡村地志研究等各个领域。在二战期间，他受委托在法国北部拍摄抵抗德军的防御工事，因此免于参战。在这次战争中，他拍摄的大量资料遭到空袭的破坏。伦格尔-帕奇曾在 1944 年举家搬到瓦梅尔，并在这几年中继续接一些商业合约、出书和摄影展的业务，相继赢得了不少奖项和演讲邀请。

1966 年，也就是伦格尔-帕奇逝世的前三年，他告诉朋友弗里茨·肯培（Fritz Kempe）：“我很早就对摄影不感兴趣了。对于我拍摄的那些东西，更是心生厌恶。”伦格尔-帕奇的客观性理念（摄影师抑制个人主观意志的理念），并不意味着他真的“拒绝自己内心的任何艺术观点”。

实际上可以说，他是以坚持“客观性”的策略来掩盖自己的主观意识的。需要注意的是，他也曾使用过“魔法”这个词来描述那些物品。伦格尔-帕奇说过，“我们迫切需要用新眼光审视旧观念，以重新看待问题”，这表明他并不打算抛弃那些“旧观念”，而是希望将传统审美观念，比如德国文化传统中的浪漫主义变成更符合当今科学标准的观点。

如果浪漫主义都能经受如此严苛的考验，那么仅仅用神秘主义根本就不足以解释更深层次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