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铮：反思纪实摄影（二）

传统意义上的纪实摄影与新纪实摄影的区别，可以以《美国的新纪实摄影》一文的观点为代表：“过去，传统的社会纪实常常只是替穷苦和受压迫阶层向特权阶层乞求同情，而新纪实的目标只是要帮助前者自己起来采取有力的行动。另外，传统的社会纪实已转变为纯艺术而躲在展馆里了。新纪实将努力越过‘文化精英’这一障碍，达到‘开阔观众视野的新高度’。”^④

玛莎•罗斯勒

而对于纪实摄影的更为激进的反思，来自于自身也是艺术家、社会活动家的玛莎•罗斯勒。她在《纪实摄影的中心、周边与反思》一文中，对纪实摄影展开了激烈的抨击与反思。她认为，以里斯、海因等人为代表的“改良主义式的纪实摄影”代表了（基于基督教式伦理的）上层阶级的主张，这种主张认为，为了安抚危险的下层阶级，有必要给出一点点恩赐。这种只安于参与道德主义，而不会参与社会革命政治的修辞与项目的纪实摄影，不会出示责任何在，只是乞求施舍，因此是虚伪的。她还发现，在这样的纪实摄影中，社会弱者成为了社会与摄影的双重牺牲品。“改良主义的视像虽然激发了社会大众的关心，是基于道德理想主义的，但最终被斯宾赛式的社会生物学所取代。即认为贫困的原因在于个人能力差，而不是社会。而这在摄影的‘客观性’的神话之下，尤其容易帮助稳定统治。”罗斯勒同时指出，“纪实摄影实为权力关系的产物，纪实摄影所能够做的，仅仅是向拥有社会权力的集体传达无权团体的信息。而这同时又助长了摄影家的个人英雄主义。摄影家成了明星，而被拍摄者的处境仍无改善，甚至一无所得。”^⑤比如，兰格的那张著名的《移民母亲》照片中的主角母亲汤普逊在事隔40多年后接受采访时说：“我什么也没有得到”。1979年，通过《生活》画报为她募款的数字仅为331美元。也因为意识到纪实摄影的局限，罗斯勒本人也尝试通过参与社会实践来使摄影与社会的互动更充分、更彻底。

玛格丽特•伯克-怀特

而美国学者保拉•拉比诺维茨在她的《谁在诠释谁——纪录片的政治学》（1994，原版，中译远流出版，台北，1999）一书中，探讨了埃文斯与詹姆斯•阿基的《现在让我们赞扬名人》中的纪实摄影作品、玛格丽特•伯克-怀特、兰格等20世纪30年代全盛时期的纪实摄影实践，提出了中产观看伦理的问题。她认为勃兴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纪实摄影，实际上是主流中产阶级对于底层的一种观看欲望与剥削，这种观看的背后则隐藏着不可改变的阶级权力关系。

玛格丽特•伯克-怀特

在讨论埃文斯与阿基的《现在让我们赞扬名人》中的摄影（1936年应《财富》杂志所约而作）时，拉比诺维茨指出，他们两人所做的美国南方大萧条的三个佃农家庭的报导，“将‘了解想像不到的生活状态’的记录，转变成中产阶级的认知及观看他人的权力和乐趣。在社会次序的结构中，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共犯关系里，找不到‘令人惊讶的被损害族群’的位置，只有‘他们心中受感动’的位置，这种自私构成了中产阶级凝视现实的基本姿态。”^⑥

沃克•埃文斯

在谈到埃文斯与詹姆斯•阿基、伯克-怀特的摄影时，拉比诺维茨说：“观看不同的阶级就如同所有逾越本位的观视，让私密的欲望变成了公开的景观，由于穷人居住在布尔乔亚私密领域之外，他们的生活便成为国家和激进改革分子可以公然视察、度量和改善的目标。”虽然埃文斯与詹姆斯•阿基的工作态度和伯克-怀特的工作仍有不同，但必须承认，如拉比诺维茨所指出的，借助现代民族国家的无论是政府行为（如FSA摄影），还是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如伯克-怀特、埃文斯与阿基），纪实摄影“抹除了公、私领域之间的界线”，“透过将‘他们的面孔’带给‘你’的方式，将两个领域融在一起。”^⑦现在中国流行的纪实摄影观念与历史，基本上以美国的实践与观念为中心，而具体参照样式也以美国为经典范例。这种态度不无道理，也是有根据的。因为美国的纪实摄影经历了从雅可布•里斯到沃克•埃文斯，从尤金•史密斯到南•戈丁的一路变化，形成了完整的观念、形式与方法，足以提供许多供研考与反思的素材。

注释：

④：罗进编译，《美国的新纪实摄影》，《人民摄影》，1998年10月28日，11版

⑤：Richard Bolton(ed.)，The Contest of Meaning：Critical Histories of Photography，Cambridge，Massachusette，The MIT Press，1989，P304—P306

⑥：保拉•拉比诺维茨（Paula Rabinowitz）《谁在诠释谁——纪录片的政治学》，远流出版公司，台北，1999，P60

⑦：同上书，P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