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规模意义上的、有明确目的的纪实摄影实践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然,早在20世纪30年代,摄影家庄学本以个人之力对中国边地少数民族的民俗调查型的摄影记录,与当时的美国纪实摄影相比,毫不逊色。而当代纪实摄影之中,尤以解海龙的希望工程摄影最具社会知名度。与此同时,侯登科《麦客》、姜健的《主人》、陆元敏的《苏州河》、张新民的《包围城市》、周海的《沉重的工业》、胡杨的《上海人家》等相继出世,为中国纪实摄影烙上了特有的印记。在中国的纪实摄影实践中,许多敏感的摄影家,同样也遭遇许多理论与实践的困惑。 《大眼睛》 解海龙 最突出的问题是,由于所依托的媒介的局限与编辑流程中的许多人为与非人为因素,纪实摄影经常遭遇一个完整的作品被任意地断章取义的宿命。希望工程摄影中被称为“大眼睛”的作品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在解海龙的希望工程摄影作品中,最广为人知的作品无疑是那张被称为“大眼睛”的作品。这张照片拍摄了一个名叫苏明娟的小学生睁着明澈的大眼睛,正在如饥似渴地倾听教师授课的情景。就像美国摄影家多罗茜娅•兰格的那张“移民母亲”被爱德华•斯泰肯称为是美国农业安定局摄影项目的“无可争议的代表作”一样,“大眼睛”这张照片也以它的动人力量成为了解海龙希望工程摄影中的代表作,成为了希望工程的一个象征,成为当代中国人渴望发展、争取进步与摆脱贫困的摄影“圣像”(Icon)。而照片的主人公、拍摄当时的安徽小学生苏明娟也因此成为了一个名人。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圣像”中的“圣”,并不是指宗教意义上的神圣性,“圣像”中的人物也并非与宗教绘画中的宗教人物或传说有关。它的“圣”在于它的超越性和与万众公认的人类普遍价值等有关。 按照玛丽塔•斯陀肯与丽莎•卡莱特的说法,“圣像指的是某种外在于个人成分的东西,是对于许多人有着巨大象征意义的某种事物(或某个人)。圣像经常被认为展示了普遍的观念、情感与意义。”⑧“大眼睛”这张作品表现了中国儿童虽然学习条件艰苦,但却仍然矢志不移地追求知识的热情。这种精神,无论是从“头悬梁锥刺股”式的传统的苦学观来看,还是从“为实现现代化而学习”的政治号召与个人奋斗的价值观来看,都一直是而且今后仍然会获得大力提倡与张扬的。作为展示了一种普遍意义上的价值观念与人生态度的中国式“圣像”,“大眼睛”所受到普遍的认同与欢迎是可以想象的。 苏明娟 解海龙 然而,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个摄影本身所无法控制,而且也是照片拍摄者解海龙所无法预料的事。那就是“大眼睛”照片被传播媒介经常性地单独抽出使用,它与希望工程照片这个整体分离开来,开始作为一个形象符号获得了自己的生命与意义。这个“抽出”至少经历了以下两次“抽出”。首先,这张照片本身就是一次抽出,从现实的抽出。经过摄影擅长的去语境化处理,我们看到的只是她的求知若渴的眼睛,她所处的恶劣的求学环境被忽略了。接着,传播媒介把这一张照片从一组整体的照片中抽出用于宣传,以儿童的可怜却又渴望学习的形象置换掉对于根本问题的关注,这是再一次的割裂与抽出。这种使用方式只叙述一个人的努力,却不触及农村儿童大面积失学的严峻问题。经过至少这么两次的“抽出”,这张照片就成为了一个被赋予了另外意义的“圣像”。 对于一个社会慈善项目本身来说,有这么一个可以概括地说明问题的视觉象征是求之不得的。许多人为那双无垢的眼睛所感动,纷纷为希望工程慷慨解囊。然而,也正是这张照片,恰恰转移了人们对于儿童失学问题的责任所在的焦点。这个重大社会问题经过这张“大眼睛”习惯性的单独使用,往往被置换成一个人们如何去帮助她这个特定个人的慈善问题。因此,这张照片为苏明娟带来她所预想不到的东西。1998年,她当选为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中年龄最小的候补委员,1999年,她成为“全国希望之星”。所有这些荣誉,当然与她本人在学习等各方面的努力有关,但“大眼睛”这张照片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否认的。 “大眼睛”这个“圣像”,成为了吸收来自社会各方的关注视线的最直接的对象,而在它过于强烈的光芒之下,它所代表的整体状况却被忽视了。人们为“大眼睛”所代表的向学之心所感动,但也会被这张照片所遮蔽。他们也许就没有机会了解到整个事态的各个方面,如教学设施与师资的严重不足,教学环境的简陋与破旧,儿童卫生与健康状况需要改进等问题。与此同时,公众对另外的许多问题,如国家教育政策上的失误等,本应该给出的注意力也被这张“圣像”的强大吸引力所转移掉了。而对于这个问题的责任所在,以及与她一样的其他孩子们的整体性命运遭遇,也被忽略掉了。如果没有对于这种由“圣像”式照片所产生的焦点转移与关心置换等问题的清醒认识的话,那么就不可能认识摄影与纪实摄影的局限所在。但尽可能完整地使用一组照片,肯定要比总是以一张照片来简单地、甚至是草率地代表一个完整的项目要好一些。 《入浴的智子》 尤金•史密斯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尤金•史密斯的著名纪实摄影作品《水俣》的使用中。《水俣》中的一张被称为“20世纪的彼埃塔”的《入浴的智子》虽然成为了《水俣》的代表作,但媒介过于习惯性地单独使用这张照片的方式,最后导致了智子的父母要求照片版权拥有者尤金•史密斯停止使用这张照片的结果。 注释: ⑧:Sturken,Marita,and Cartwright,Lisa,Practices of Looking:an introduction to visual culture,Oxford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2001,P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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