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写的摄影史

我们常见的近代中国影像，多成于早期来华的西方摄影师，他们多半是外交官、商人、冒险家及旅行者为主的“业余”身份。因而不太可能进行自觉意识的社会观察和纪录。

在他们的镜头下，这个东方古国以一种“原生态”（native type，引自刘香成）的微妙而矛盾的形象显诸于世。这些带着工业革命的成果，远涉重洋而来的异邦者，一方面惊叹于中国深厚蕴籍的文化传统和古老文明，另一方面，极其傲慢地蔑视着她的原始、落后和野蛮。

这一阶段的“中国形象”，无论是生活习俗、还是社会百态、抑或景观建筑，饮食服饰，几乎都是在“异国情调”和“百年屈辱”之间交织衍生——典丽精致的亭台楼阁、凤冠霞帔的大家闺秀……然而，更多地执迷于枭首、裹脚和可笑的弓箭手等。

这些带有落差和偏见的照片，造就了关于中国那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视觉文本，更值得注意的是，由这些文本，中国人不断温习着曾经被西方列强欺侮的近现代史，从而凝固成一种烙刻进血脉的情结。这一情结，亨利·基辛格在其著作《论中国》（On China）中写到：在中国寻求与外界沟通的过程中，很多中国当代自由派国际主义者仍然认为：西方严重亏待了中国，而中国正从曾经的劫掠中重生。

以上选自约翰·汤姆森《中国和中国人》

严肃的西方史学者已对这样的影像持批判态度。如英国摄影史学家伊安·杰夫里对约翰·汤姆森著名的《中国和中国人》的批判：“实际上，他的书并不是公正无私的调查，它倒更像是一本为了商人和殖民者的使用而设计的说明书。”

而其后到来的西方职业摄影师，往往被怀着美好愿望的中国人民，包括研究者们一厢情愿地“当作抽象的、在真空中工作的摄影家、艺术家看待，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他们所承受的社会历史制约，以及这种制约对他们拍摄中国的影响。”

这种忽略，导致了双方的误读以及诸多阴差阳错、啼笑皆非。例如中国人民熟悉的老朋友卡蒂埃-布列松最后也没搞明白当年殷勤的主人为何翻脸：“为什么是自己人批判自己人呢！”（见《大师吊诡的中国之行》）而另一位老朋友马克·吕布在二度中国旅行之后依然困惑：“在我走过的很多城乡，前一眼看到的东西被后一眼否定，昨天看到的东西被今天否定。”

以上为马克·吕布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