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写的摄影史

与相关政府机构和研究机构的行动滞后相对照的是，近年来，中国民间和个体力量对摄影史料所采取的积极行动。如晋永权的《红旗照相馆》、《合家欢》，孙慨进行5年已完成五分之三的《民国摄影简史》，都是个人学术趣味的成果。而张大力的《第二历史》，则以个人作品通过影像的双重性向集体观看提出了质疑。再比如，以章东磐、邓康延为首的一帮“杂牌军”，自费远赴美国，完成了对二战中缅印战场的首次影像整理工作，出版《国家记忆》一书填补史缺。浙江女摄影家王新妹个人建立的“影上书房”，收藏国内外限量版摄影画册和珍贵影像资料……在这些与历史的互证、证实与证伪的诸般行动中，资金雄厚、条件完善、实际上也负有一定义务和责任的相关政府和研究机构恰恰成为不应该的缺席者。

以上选自《国家记忆》，首发于南方周末。

这不禁让人想起史学界的一句话：敦煌在中国，而敦煌学在日本。

不能说我们对摄影史料毫无作为，但就总体而言，缺乏系统性、持续性和学术立场的研究生态造成了大量误读与误用。人们如何认识历史，取决于历史是如何被书写的。而我们所有在书写中犯下的谬误，最终都会惩罚我们自己。

比如“必将载入史册的摄影大师”这样的头衔，随处可见。相对照的是，著名摄影家作品在北京潘家园市场曾被当成“废品”论斤叫卖。

所以，迄今我们尚无一本完整的《中国摄影史》。

“大师”很多，器材很土豪，生产力很高涨，怎么看都是世界摄影大国，BUT摄影史？没有。这个有用吗？

好像真没什么用。

除了它会告诉我们一个真相：

一切都将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