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在摄影中的宗教性存在

光在摄影中的宗教性存在

邢千里

摄影无疑是光的艺术，摄影术一词（Heliograph）清楚地表明了光对于摄影的决定性意义。没有光，就没有宇宙万物，也就没有人类试图固定影像的努力。

万物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必然会对早期的人类产生极大的震撼和触动。即便是今天的我们，面对不可思议的生命和自然现象，依然深深地感到茫然无解。人类在追问宇宙和生命本质的漫长过程中，宗教的诞生是必然的。唯一的区别在于，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们对于那个“终极力量”的认知不同，有的将其解读为一个明确的人格神，如上帝、安拉。有的则将其归为一种难以言说的规律，如中国的“道”。

中国人认为宇宙自然自有其运行的规律，生生不息，“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虽然中国人也认为宇宙有从黑暗混沌走向光明秩序的阶段，但所谓的黑暗混沌只不过是暂时的假象，整个宇宙就像被冰封了一般，天地纠结在了一起，人类被困其中。只需有伟人出现将其分开，就会豁然开朗。因此就有了“盘古开天地”。三国吴徐整著《三五历纪》中写道：“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天地不是人所创造，人亦是自然所生。盘古即有问天之意。

西方则不然。在西方人的眼里，上帝是造物主，是创造宇宙万物的最高神祇。《圣经》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地……神说，要有光……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上帝不是仅仅重建秩序，而是创造万物。

万物要生长和加以识别，自然都离不开光。有了光，才有生命，也才有了形状、体积、色彩。明白了这一层，再回到摄影术上来就不难理解了。既然光是上帝的创造，那么作为光的艺术——摄影，当然就是人类试图模拟上帝的角色来定格瞬间的发明，通过取景框看到的，就不仅仅是一帧帧画面，而是试图模仿上帝的视角观看世界。人们通过摄影这一奇妙的技术来亲近和揣摩上帝的旨意。绘画模拟自然的千年努力瞬间被摄影打败，人类在得意于自己科技进步的同时，更加感受到这个世界不可思议的丰富与活力。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摄影就是一种信仰。

因此我们才能体会到西方摄影大师们经典作品的真正力量与价值指向。因此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不论是风光摄影、纪实摄影还是人像摄影，西方经典之作在我们无数次地剖析了它们的构图、情节、影调、肌理等等技术元素之后，依然会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直达心灵的无形魅力。从安塞尔·亚当斯的名山大川，到尤金的乡村医生，再到爱德华·韦斯顿的青椒，西方摄影师透过镜头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壮丽、责任和精致，更是在这壮丽、责任和精致背后造物主的伟大与不可捉摸的智慧。上帝，无处不在。

光，作为视觉艺术的基础，在西方艺术家手中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它是体会和亲近上帝最重要的手段。不同明度、色相、饱和度和角度的光展现了事物不同侧面的属性，也就某种程度上揭示了造物主的“旨意”。因此，西方摄影家才会对光的使用如此精益求精，不厌其烦地探寻光对于表现事物的不同可能性。反映到技术上，便是对机身、镜头、光圈、快门等等近乎苛刻的研究与进步。

中国没有这样的信仰逻辑和文化土壤，因此不能完全理解光在西方艺术中超越物质性的巨大作用。相反，由于对于“道”的深刻体悟，中国人不屑于具体的、科学的现象思考，所谓“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不但不重视光的变化和具体应用，反而刻意回避和削弱光在艺术中的作用。因此，中国的艺术相对轻视色彩、体积和空间感，所有这些都要靠主观的想象去丰富和完成。

显而易见，中国人对于摄影这门新兴艺术有着某种天然的文化隔阂。我们对于光的理解和情感，远不如西方人深入。因此，中国的摄影发展注定将是一个漫长的、曲折的自我价值定位和确立的探索历程。但无论如何，唯技术论，盲目地跟随西方摄影模式，而忽视自己民族文化特征与艺术传统，必将陷入歧途。

2015年10月4日夜于山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