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陈长芬 文/孟韬 走在草场地艺术区的红院,狭窄的楼间距离就是通往各个空间的路,仰头不过三层的建筑让人觉得仿如在摩天大楼缝隙般。就要迷失在建筑中了,楼角一个立体金属“长”字,让我们找到了陈长芬的工作室。敞开着鲜艳的红漆大门,茶色的玻璃门内闪现出陈长芬的身影,还是他标志性的红色棉布包头帽子。寒暄之后,在灰白色的建筑里,陈长芬引我们上到三楼。三面白墙上挂着他的作品,走近作品之前陈长芬就会打开射灯,在自然光条件中略显灰暗的作品立刻就灵动起来,画面中的山谷流水仿佛就真的沐浴在阳光中了。落地的玻璃窗外是一个五六十平方米的露台,一套户外餐桌椅,对面墙挂上了白色的幕布,闲了可以直接投影到上面看电影,看照片。 与露台连接的室内搭了一个台子,上面放着一堆书,几罐茶,几包零食和陈长芬的小相机、手机……玻璃茶几上,挤满了一个大号茶海、电茶炉、飘逸杯、玻璃茶壶和数个纯白的茶盅。有时候陈长芬会邀请你品尝几种不同的茶,茶香各异。纯白的茶杯是景德镇的,大约每半个月就用牛奶煮一下,以便保持润泽的光感和手感,而最近,他喜欢上武夷岩茶,现在喝的几种茶是他辗转于福建的茶厂自己选来的,“了解茶的来源才敢喝”。谈到喝茶,他说,有了工作室,就开始钟情于茶,“有场所,有朋友,有话题,这是喝茶的前提。” 在陈长芬工作室二楼的厨房里,墙边有几坛会稽山黄酒。陈长芬是性情中人,这在喝酒的时候更能体会,年近70的他最近一次和五六个朋友“品酒”,五年陈的黄酒一不小心品了十几斤…… 在工作室贯穿三层楼的独立展厅里,是他亲自打造的展览。在这里,我们看到相对的墙上悬挂着陈长芬2009年拍的《我是一只健康的猪》和《社戏》,这两幅作品分别被放大到6米高,8、9米长的巨幅尺寸,扑面而来,逼人凝视。地上是陈长芬自己动手制作的陈列木架,摆着他多年来拍的十几幅《长城》。 近些年来,在摄影界的活动中,陈长芬的身影并不多见。早在1989年10月,陈长芬获得第一届金像奖后就宣布不再参加比赛。2010年在山东一个摄影活动中,主办方在颁发终身成就奖时介绍陈长芬是“著名风光摄影家”,陈长芬上台说:“对不起,我不是风光摄影家,是艺术家。”随即转身离去…… 最近笔者两次在公共场合见到陈长芬,一次是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展出美籍华裔收藏家靳宏伟以摄影史为线索的摄影藏品展览《原作100》,陈长芬说“要来看原作,看原作是与摄影家的对话”。还有就是2011年12月初,北京北五环外来广营福海文博园举行开园仪式,陈长芬的《左右二千年》摄影展展出30幅作品,这个展览是应老友的邀约,另外,陈长芬说也希望通过这次展览让大家能够看到他最近都在做了些什么…… 2011年10月20日,陈长芬(右)在其草场地工作室展厅悬挂的作品《我是一只健康的猪 2009》前与本刊记者交谈 孟韬 摄 一个人的生命中能有几个十年,转眼间,从陈长芬1999年9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长城史诗》展览,已经十几个年头过去了。这十几年,陈长芬认为自己一直在做的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艺术—用艺术家的思维、艺术家的工作方式做摄影,并进行艺术的推广和展示。 2000年,《长城史诗》展览之后不久,陈长芬在浙江横店有了自己的艺术馆,这不能说是陈长芬严格意义上的工作室,不过从那时起,也是陈长芬重新定义自己的摄影生涯的开始。从装修、作品的陈列到展览的设置,陈长芬亲力亲为地忙活了几个月,他希望工作室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进行艺术互动。 1989年之前的陈长芬是一个典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摄影师”,一边作为宣传人员为自己的工作单位拍照,一边借着工作的便利或者是避开工作的不便,实现自己的摄影理想。1989年登上《时代周刊》的封面后,他便离开了与摄影相关的工作,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摄影,但是直到2002年拥有独立的工作室后,陈长芬才开始了向一个独立艺术家的蜕变,比较清晰地梳理自己的艺术思想。用陈长芬自己的话说,“摄影是对自我的追问和与世界无形的应和”。对工作室的整体设计,陈长芬认为这是平面艺术家在做立体的装置,体验构建“立体的建筑空间”的过程给他的平面摄影带来很多东西。最近这十年里,正好以工作室的变迁为标志,陈长芬用自己的摄影实践或多或少回答了一系列同样困扰着整个中国摄影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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