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陈长芬

　　许多人提起陈长芬就想到长城。无论陈长芬这些年里做过什么样的尝试，批评家们把他的摄影经历做怎样的划分，长城在他摄影生涯的每一个阶段都是最重要的主题。

　　“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还是山”。说起拍长城，陈长芬认为自己经历了三个阶段。开始拍摄长城时他没有过多的思考，要拍大自然的壮美，在美好风景的再现中寻找变化;之后开始主观的寻找，并且借助于天气、光影、季节变换等因素带来的色彩变化和光影效果来改变人们对长城的印象，使之具有更加独特的视觉魅力。最后，陈长芬把拍摄扩大到大长城的范围，开始寻找自己心中的长城，是他心中的风景在自然中的印证。照相机是他的工具，陈长芬不只拍摄“这座墙”的现实中的样子，还要拍摄长城与周围的环境，生活在长城脚下的人，长城边的一草一木都可能是他照片中的主角。

　　陈长芬第一次航拍长城是1965年，瑞士一家出版社希望来华航拍长城，那时中国还没有开放，周总理亲自指示，让新华社和民航总局来拍，之后再赠送照片。就这样，当时的宣传干事陈长芬第一次拍摄了长城—这座“世界上最长的墙”，直到1973年跟随撒农药的飞机再次航拍长城，“封建君王剥削劳动人民”的意识形态还在影响着他，那时拍长城只是一份要完成的工作。有计划的拍摄长城是在“文革”之后，当时人们的情感都被压抑了太久，陈长芬也需要找到一个抒发自己情感的出口，于是他找到了长城。慢慢的，感悟长城并且研究它，成了他生命的一个部分。

　　陈长芬拍摄长城40年，创下一年爬上百次长城，半个月爬13次的纪录。今天，陈长芬仍然不厌其烦地爬长城，而且，已经越过了那个“一周去10次，不如自己所愿就不开镜”的阶段，每次去，总有收获。而且，他已经不止拍长城，长城只是一个线索，他拍与长城相关的一切。

　　“我到国外做过很多次展览，但是从来没有人说我是风光摄影家。现在很多人炮轰风光摄影，我觉得这很没有必要，任何形式的艺术都是有存在的合理性的，而中国本身又对风光有着很深厚的理解。”“风光本身没有毛病，是我们把它弄乱了。”提到很多人把长城划归到“风光摄影”里，陈长芬觉得这是一种简单分类，他认为中国传统审美中对于风光的美学根基是很深厚的，今天不能把这些丢弃，而现在的许多景观摄影或者叫“另类风景”又给人们很多的启示。今天的风光摄影应该如何继续，不只是一个“景致的问题”，是包含着人类的生存空间等许多内容的。

　　“我更多地是把长城作为对话的平台，用摄影语言从长城的深度和广度进行挖掘，甩开了过去长城所固有的一些具象的东西，面对这个‘人类双手创造的奇迹’的真实故事，与世界平和沟通，从视觉元素、从情感出发找我想拍的东西。我的长城摄影不是简单的旅游风景。”

　　2009年4月14日，陈长芬来到长城边上的一个村子，听说这个村子里有位97岁的老奶奶马宝兰，一辈子就住在长城脚下从没离开过，他5月14日又来，带着20×24英寸的大相机为老人拍有生以来的第一张照片，他还记得那天是马奶奶64岁的最小的儿子把老人背到拍摄的地点。后来，他把照片洗好，带去送给老奶奶，老人坐在炕上看着看着，突然流下泪说“想妈妈”。97岁的老太太，第一次有了一张照片，却看着照片说想妈妈，陈长芬心里知道意味着什么，赶紧许诺说，“您老人家好好活着，以后每年都来给您过生日，您请大家吃饭，我来付钱。”可是，两个月以后，老人走了。陈长芬半年后才知道消息，赶过去，想上山去老人的坟前磕头，老人的儿子说雪天路滑，执意不让陈长芬上山，陈长芬只好在白雪茫茫中，为老人的坟所在的山头拍了一张照片。他觉得这就是长城下的老百姓，生于斯，长于斯，最后也埋葬于此。一辈子没什么要求，简单朴素地生活着。

　　陈长芬看到垒就长城的巨石，看到长城边春夏秋冬的季节变幻，看到长城上风霜雨雪的气候变化，还看到长城的血脉和长城脚下人们的真实。

　　有人问是什么让陈长芬对长城如此钟情，陈长芬也曾经努力寻找答案，但终归没有给出那么具有说服力的理由。但是，纵观陈长芬的摄影，他与长城的关系，就是他与摄影、与艺术之间关系的隐喻，欣喜背后隐含着艰辛，缠绵中间杂着纠结;从写实到写意，从繁复到平实，从凭借敏锐的直觉紧张地捕捉到理性地思考后放松地撷取，长城的拍摄映现了陈长芬的摄影风格的变化。

　　也许陈长芬后来的一句话，能或多或少给一些回答这个问题的线索，他说他与长城之间“就如同那些在故宫红墙下小胡同里生活了一辈子的人家一样，既没有想过离开，也没有想要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