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谈实录 | 陈哲、曹伟嘉：可见与可说

陈哲：林叶先生最早提出这个讲座的时候，我正好在民生（民生现代美术馆）做活动，当下我们就考虑怎么样可以发起一次新的对话，同时又找到一个不同的角度去切入。之后在微信群里，又和曹兄聊了很久什么主题可以使这个对话成为可能。最终选定的题目即《可见与可说》。接下来我会先谈自己对于这个题目的理解，稍后曹兄也会分享他个人的看法。我们两人的看法分别从创作者和研究者出发，可能并不相同。希望都可以让大家有所启发。

因为我本人是一个图画小说的爱好者，所以这个讲座的引子，我仍然选取了图画小说。书名为《阿兰的战争》（Alan's War），作者伊曼纽·吉贝尔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图像小说家。这部一套三册，关于二战老兵个人史诗般的回忆录，前后耗时近14年。我这里引用了其中的三页。

图像小说《阿兰的战争》内页，“将军树”

开头的一行大字“General Sherman”。这页的大概内容是说，主人公正在前往被称为“谢尔曼将军树”的这样一棵巨大无比的红杉树探访。作者介绍了很多与树相关的内容，可是树在哪呢？下一幅页面就以整页的版式进行了呈现。按理说，大家所仰望的这片空白的区域就应该是将军树。但是作者并没有将树画出来，而是以一段文字替代：“必须说，这棵树，没有见过它的人是没有办法想象它，也没有办法理解它。你只能去感受它。同时，这棵树也是没法被看见的。如果退后的话，它就被森林遮蔽了。放眼望去只能看见一些巨大的、可怕的树干，蜿蜒的红色的曲线……”紧随的下页则是一篇主人公老兵的手稿，他在亲面将军树之后写下的一段诗。诗没有花费过多笔墨来描摹这棵树的形貌，而主要谈了由它激发出的联想和感怀。

我举这个例子，是出于想要引入“可见与可说”这个话题的目的。当作者形容一颗树“没有办法被看见”的时候，我认为他可能有两个层面的意思：第一个层面是说，这个树确实太大了，远超过人的目之所及之外，你的视野不允许你看全它。第二个层面是说，对于那些没有亲身站在这棵树下面的人而言，你是不可能看见它的。也就是说，你是不可能通过，无论是文字还是绘画的某种再现的手段，去理解这棵树、去“看到”这棵树的。所以他干脆就不画了，干脆把它留白，在本应被这颗红色的巨树占据的大片位置，用一段坦白再现之困难的文字，来曲折地“再现”。这种曲折的体验，在我个人的创作实践里曾多次出现。作为一个年轻的创作者，我感觉自己迄今为止得到过的一些很微小的成长，也是通过和这种可见/不可见、可说/不可说的角力来获得的。

昆德拉在这段话里直接地指出了，“叙述是一种简化”。可能对于许多创作者来说，当自己的作品被说成是一种“简化”的时候，并不会觉得这是一种正面的评价。然而我个人把他这段话理解为中性的陈述。也就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任何一种再现的手段——无论你是通过摄影，还是通过漫画、写作——其实都是对你原始的信息、原始的体验的一种翻译。而只要是翻译，它一定就会有损失。尽管和原始信息的不对等无法避免，但是这种损失本身却不一定是充满遗憾的。很多时候，创作对于我来说，就是关于如何去减少这种遗憾，或者说是把这种遗憾转化成某种别的东西。可能是一种新的艺术文体，可能是一些使你的作品和他人的沟通成为可能之物。这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接下来我将以三个项目为实例，具体谈一谈再创作过程中的思考和抉择。其中，拍摄第一个项目的第一张照片距今也快十年了。十年做三个项目算不上一个高效的节奏，但是对于我来说，每一个项目带来的挑战都是独特的、难以被复制的。

我的第一个系列名为《可承受的》，完全自传式。如果用项目来称呼它，可能并不合适，因为它不是一个被计划过的艺术行为。与其说它是通过创作成形的，不如说它是通过收集而来的。《可》记录了2007年到2010年这四年间，我个人的一段历史。这段历史有个无法绕开的关键词，自伤。现在回来重新审视这些照片，我时常会陷入一种非常他者化的陌生感当中。发表作品后的这些年里，我时常会收到一些来自世界各地的读者来信，和我分享他们对作品的感受、他们个人的体验。在阅读这些开诚布公的告白的同时，现在的我会特别意识到，会不会观者他们距离这个作品，要比现在的我距离这个作品的距离还要更近。无论我离当初创作时的状态有多远，这个作品，它作为一个monument（纪念碑），一幢建筑物，会一直立在那儿。不断地有人去经过它，把目光投向它，然后再离开它。我是最初建造它的人，同时也只是一个已经经过它的人。我曾经在那儿，我也已经不在那儿。

在这组照片诞生的那段时间里，我长久地处于矛盾的自我意识之中。一方面觉得自己的现状是在被选择（被施予伤害），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其实掌握了主动权（毕竟实施伤害行为的人是我）。一方面我是个受害者，另一方面我好像又是个加害者。一方面认定这种状态是没有尽头的，另一方面又被它迷恋、牵引，甚至上瘾。在这种反复折回的、秋千一样的摇摆状态里，度过了大概四年的时间。

这段时间正值我在美国读书。在整个创作的过程中，我在相当程度上是和我的祖国、我的原生家庭、我的朋友、我的文化隔绝的（想象一个一望无际的太平洋作为分割线）。可以说，我是在某种真空里完成的这组创作。在《可》公开之后，我经历了不少想象之外的回应。这些回应让我开始意识到，原来这样一件不以艺术创作为目的、但最后仍然以一个艺术创作的身份公开了的作品，它身上的一些无可避免的、先天的不足。这个不足源自于它的default setting（出厂设定），同时也可以被理解为它的迷人属性之一。但无论如何，这种思考促使我在进入下一个项目时，更多地思考摄影这一媒介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