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谈实录 | 陈哲、曹伟嘉：可见与可说

《可承受的》CONTACT展览现场图

《蜜蜂》的题目源自维吉尔（古罗马诗人）的诗。不难想象，蜜蜂扎人，它的目的是保护自己，它的结果却是牺牲生命。这中间有一处明显的矛盾。而这种矛盾的特质，我个人认为，也是在我自己和我拍摄对象身上，都能找到的一点共性。创作过程中，我很快发现，无论是简单粗暴的如“自伤者”这种标签，还是病理式的称谓如xx障碍，去指代一个个体，都是不适宜的。我开始这个项目的原因，不是出于一个心理学家或社会学家的研究目的，而是为了了解自己、了解自伤这个事件它本身的意味。从这个动机来说，我当然希望我的被摄对象（包括我自己）在被人谈论的时候，可以有一个更包容的、甚至是含义模糊的称谓。当时选择“蜜蜂”，也是考虑到它在作为拟人代词时可能具有的开放性。

2010年开始《蜜蜂》时，我正处于一种特别渴望逃离惰性的状态里。这里的惰性有两个层面的。一是在行为习惯上，当时的我已经非常厌弃这种不断重复的自伤pattern（模式），我知道自己必须做点什么去打破这个既有的能量链。另外一种脱离惰性的诉求是在对它的理解上。毕竟这并不件一个容易与人启齿的事，所以在此前，如拍摄《可承受的》阶段，我一直都在独自去试图弄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make sense of it all），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我通过无论是心理学、哲学、社会学的知识，还是文学、音乐、电影里的呼应，尝试去给自己建立一套可以理解这件事情的思维体系。而这些行为本身是孤单的。你自己琢磨了很久，搭了一个自足运转的小宇宙，觉得自己大概是懂了。可与此同时，意识到这一切都是建立个人体验上的你又会想说，我的这个框架本身，它没有呼应，它也没有读者，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其他跟我有类似经验的人，他们会不会也有自己的框架，他们的框架和我的框架之间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不同？出于这种想要脱离独一人敲钟的目的，也是出于无论是行为上还是意识层面都想要摆脱惰性的目的，我开始了这个项目。

《蜜蜂》曾被人形容为一个“被安全计划过的令人不安的项目”，我觉得这很准确。相较于依靠收集已成碎片而成的《可》相比，《蜜》从最初就有着完整的规划。从前期在互联网上寻找可能的拍摄对象，到后续的线上交流，到走访数个城市、与对象逐一见面，在而后两年里保持沟通，间或回访，整个过程下来，《蜜蜂》都遵循着一套基于documentary photo essay的流程。它作为一个项目本身的语言是安全的。这里的“安全”是指这套语言原本就在那儿，它不需要我花费大量精力去寻找、建立一套新的语法——于是，我的精力就可以付诸于发现联结感（sense of connectedness）等其他方面。

在《蜜蜂》生长的过程里，我逐渐意识到一点——这也是在《可》的后期愈发凸显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摄影能做的事情有很多，但是也有一些事情是摄影做不到的。好比说我们常说的那个例子：一张照片可以告诉你一个人脸上的所有细节，他所有的毛孔、皱纹、斑，但是它不能够告诉你他的名字。该怎样去再现“蜜蜂”们在与我的沟通中展露的思考、疑虑、知识……所有那些无法被图像所承载的信息？最终，在数十张照片之外，一同呈现的还有四十组在两年中积累的我和拍摄对象的通信、我们在网上的聊天记录、我们分享给彼此的各自的阅读、他们的日记、他们出于各自的偏好而对自伤展开的独立研究。现在展出这组作品的时候，我不会希望看到照片单独出现，作为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手札应和图像始终伴随。

《蜜蜂》UCCA展览现场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