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磊：艺术创作中的自由和限制

我用4×5的相机拍摄了一些肖像，模特多半是从街上找来的。我选择这些模特，他们的形象和形体都有特别的典型性，我拍摄这个系列的动机是我对图像的社会心理学的兴趣。我认为一个人的形象与形体里面折射了很多社会学的内容，包含心理学的，这些特别微妙的东西是我对摄影比较看重的。 

在我早期拍摄的大量黑白作品里面，那些照片都来自我身边最熟悉的环境或者完全不熟悉的生活。事实上我去放大这些照片里的人，人脸，服饰，形态，表情，将社会中的人物把他们提取出来。提取出来照片里的这些肖像，我想重新去复制他们，所以说就有了拍这些肖像的动机。这个有点像我在复述一种我和他们之间的默契，但是这种默契原本就是不存在的，或者是生疏的。这种默契之间有一种证据，这个证据就是发生在很久以前的我拍过的某一张黑白照片。 

这就回到了一开始的问题，赤沙镇的这组照片。1989年大学毕业的实习考察去过一次陕西，那里的农村就像是被导演好的，但是在一部特别老的纪录片里面，我觉得我是站在一部纪录片里。

我站在一个对我来说特别不真实的环境里，在之后，我在深圳的好朋友杨延康拍的反转片里，看到赤沙镇的照片，他拍了一些他们在村里游行的样子。我后来告诉他我要去拍这些人的化妆术，我并没有记录活动的环境，它并不是我摄影行为的立足点。是妆容立刻吸引了我，我想去拍他们。首先展示的是视觉上的立场，然后进入微妙的东西，这些人是谁，被化成了谁，有什么性格，这些对我来说，我觉得我非常好奇，我对每一张脸都感到好奇。 那组拍摄很艰难，也很受虐，杨延康帮了我很大的忙。当时从西安来了很多影友，他们拍了活动的场面。 

对于西方来说，他们对视觉艺术的接纳是开放式的，没有我们太多在脑子里形成的固化的概念

Q3 看到您平时在微博上会分享一些手机摄影的作品，您目前是不是用手机摄影拍摄的居多？以后是否会考虑以手机摄影的方式创作一组作品？

韩磊：坦白说，我非常不理解手机摄影的说法，这种说法是手机的厂家为了营销他们的产品所做的活动，现在这个概念越来越被厂家所灌输，是有时候会往微博、微信上扔照片，不说话，像吐一口痰一样。

微信里还有一个小视频的功能，也很好玩，是吐的另一种痰吧，我觉得微博和微信就是让你吐痰的地方，而且手机这种媒介没有必要拿出来强调，我觉得手机很方便，有时候用它拍一下身边已经是一种习惯了，但是我不想刻意的去拿它创作作品。


Q4  看到您之前拍摄的新纪实摄影到后来发展成接近当代艺术的摄影，这个转变的原因是什么？你认为新纪实摄影的发展方向在哪儿？


韩磊：关于新纪实问题，我是估计会有朋友提出这些概念，很不幸，我要提醒你，已经中毒很深了，你是被一些莫名其妙的概念给困住了，如果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不属于古代的话，那么我认为我一直都是在拍着当代的摄影。

你是一个批评家，你掌握一些概念没有什么问题，比如新纪实啊，纪实啊，当代艺术啊，艺术啊，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热爱拍照的人，不应把这些概念困住你的手脚，我是属于从一开始就没有把自己定位，也不希望别人定位我的人，甚至我从画画、搞设计，出来拍照片，我都很难理解，但是它在某个特定的时期就会发生转化，这些特定的时期会发生在某一个人的身上，但是绝不是这些概念决定的。

我这几天在准备一个新的拍摄计划，也是有关肖像的，但我不会讲它是一种新概念的肖像，也许下个礼拜我会把这个想法推翻，这个转变的点我是摸不到的，但它一直都有，这就很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