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秀全：论苏珊·桑塔格摄影思想（二）

摄影的意义

有关摄影的本质和意义讨论，桑塔格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第一，影像是生活，僭越生活。

当代文化突出的表征不仅是商品化、全球化，更重要的是视觉化。1936年，美国图片杂志《生活》首发就暗含着这种趋势。一是《生活》的资金并不依赖销售量，靠的是广告收入，甚至1/3图片是广告图片；二，杂志“里面的照片都是生活的照片”，这些“照片本身就是生活”。战后电视时代的来临实现了《生活》的预言，桑塔格敏锐地察觉到：“现实总是通过由图像所给予的报告来加以解说”。“现实社会中事实上拥有无限能量的图像主要就是摄影影像；而且那种能量的范围来自照相机拍摄的独特影像的特性”。随着电影工业兴起、DV、数码相机的广泛运用、电脑技术的飞速进步，现实生活愈加图像化，阅读图像已成为不需要反省检查的现代生活知觉的一部分。1999年，美国学者尼古拉斯·米尔佐夫在其新著《视觉文化导论》写道：“在这个图像的漩涡里，观看远胜于相信。这绝非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正是日常生活本身”。米尔佐夫基于日常生活视觉化和视觉文化日常生活化得出的结论，正是对桑塔格思想一种回应和证明。

桑塔格进而认为，摄影影像能够僭越现实，“因为首先照片就不仅仅是一个图像，是对现实的一种阐释；它还是一种踪迹，是直接从现实摹印下来的某种东西，犹如一个脚印或一个死者的面具”。既然照片是生活留下的痕迹，“是直接从现实摹印下来的某种东西”，那么照片就一定属于它的主题。这也是它区别于绘画的根本特性所在。

没有人会将一幅架上绘画看成与其题材具有同样的实质性；它只不过是再现或指涉罢了。但一张照片就不仅仅像其题材，同时还与其题材拥有一种臣属关系。它是那一题材的一部分，是它的延伸，而且还是一种占有它，控制它的方式。

摄影僭越现实的另一面在于，通过物理和化学过程，影像疏离了现实。

它不像早一些的图像体系，她不隶属于一个图像制造者。无论摄影者多么刻意地筹备和引导形象制作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仍然是一个光学—化学（或电子）过程，这个过程的作用是自动发生的，其机械运转不可避免地受到修正，以便提供更详尽的、因而也是更有用的现实图景。这些影像的机械源起，以及它们给予的实实在在的力量在影像和现实之间形成了一种新的关系。

这种“新的关系”扩展成疏远的现实，即“人们不可能拥有现实，但人们可以拥有（而且被拥有）影像”，“以影像的方式占有世界，确切地说，就是重新体验现实世界的非现实和疏远”。

第二，摄影是记忆、信息和消费。

法国哲学家罗兰-巴特认为摄影的本质是：“这个东西在那里存在过”。巴特用拉丁文“INTERFUIT”这个字来说，意思是：“我看到的这个东西曾经在那里、在无限与那个人（摄影师或看照相的人）之间的地方存在过；他曾经在那里存在过，但很快就被隔开了；它绝对存在过，不容置疑地存在过，但是已经被移走了”。而加拿大传播学“先知”埃里克-麦克卢汉指出，摄影和其它电子时代的媒介一样是讯息。桑塔格受惠于这些思想，并贡献独特。她作这样的阐释：

摄影在好几个方面都是有价值的获得物。就最简单方面而言，我们在一张照片中替代性地拥有了一个珍爱的人或物，这种拥有给照片以某种独特对象的特点。通过照片，我们同时还与事件，既有那些作为我们经验的一部分的事件，同时还有那些并非我们经验一部分的事件，形成了一种消费关系。第三种获得的形式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制造影像和复制影像的机器来获得某种东西作为信息（而不是通过经验）……作为媒介的摄影影像的重要性就在于，在提供知识的过程当中，最终只有它们那实际效果的一种副产品从经验中分离和独立出来。

这就是摄影获得的最广泛形式。某种东西通过被拍摄而成为一个信息系统的一部分，纳入到分类和储藏的序列当中去，其范围从粘贴在家庭影集中按粗略年代顺序排列的快照序列，到需要使用摄影的各个方面的那些不厌其烦的积累和耐心细致的归档排列，诸如天气预报、天文学记录、微生物学、地质学、警察工作、医疗培训和诊断处方、军事侦察、以及艺术史等等。

照片的作用远远超出了重新界定日常经验中的事物的范围并且极大地增加了我们见所未见的素材容量。现实也同样得到重新界定——作为展示的一个项目，作为详尽调查的一份记录，作为监督的一个对象。对现实世界作摄影的研究和复制将连续性打碎，并将碎片充填到一份漫无止境的档案材料当中去，从而为控制提供了可能性，这种控制在更早期的信息记录体系，即写作中是不可想象的。

桑塔格认识到摄影在三个方面“都是有价值的获得物”，即作为记忆的一部分“替代性地拥有了一个珍爱的人或物”；作为信息的获取手段将现实世界的碎片“充填到一份漫无止境的档案材料当中去”；通过照片还与事件“形成了一种消费关系”。考察这种关系，桑塔格深刻地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中影像生产与消费的根源。

20世纪早期，认真钻研过马恩经典著作并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雅明在其早期著述中就用历史唯物主义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运动，描述了人类艺术生产的矛盾运动，推出著名的“艺术生产理论”。后世经典作家对此推崇备至，桑塔格更是借助摄影展开了深入而详尽的分析。她不无正确地判断，资本主义社会需要一种建立在影像基础之上的文化。

它需要提供极其大量的消遣娱乐来刺激购买和麻痹阶级、种族和性的伤痛。它还需要搜集无尽的信息，更好地利用自然资源，提高生产率，维持秩序，发动战争，为官僚们提供工作。照相机的双重功效，将现实主观化和将现实客观化，理想地满足和强化了这些要求。照相机以两种方式来限定现实，这两种方式对于一个发达的工业化社会的运作是必不可少的：作为一种公开展示（为公众）和作为一种监督对象（为统治者）。影像的生产还提供了一种统治的意识形态。社会的变迁被影像的变换所取代。消费多元影像和商品的自由经济消耗需要无限制的影像生产和消耗。

因此，需要拍摄一切的最后理由就在于消费本身的逻辑。消费就意味着挥霍，意味着耗尽——因此，就意味着补充。由于我们制造影像消费影像，我们就需要更多的影像，越来越多的影像。但是影像并非这世界必须彻底搜索的宝藏，它们恰恰是目光所及之处近在身边的东西。影像消费了现实，照相机就是解毒药和疾病，是一种挪用现实的方式，一种使现实陈腐的方式。

“相机是否已取代了上帝的眼睛？宗教的式微和摄影的兴起同时发生？资本主义文化是否已开启望远镜将上帝置入摄影术中？”英国学者约翰·伯格写道：“桑塔格在历史上找到了这个上帝的足迹，那就是垄断资本主义”。

第三，摄影是主观审美手段和客观记录工具。

桑塔格理解，摄影本意可延伸为独具个人眼光的摄影和客观记录的摄影，人们往往误以为这是艺术摄影和纪实摄影的区别，其实它们是记录世事万物可能角度的两种态度：

一种是认为，在足够敏锐的眼光看来，任何事物中都存在着美。另一种态度就是将一切事物视为某种此刻或将来有用的对象，作为评判、决议和预言的东西。据一种态度看来，没有什么不该看的东西；而据另一种态度看来，没有什么不该记录的东西。作为一种使得所有人都有可能对于重要性、意义和美做出不偏不倚判断的小机械玩艺，照相机为现实提供了一种审美的手段。通过收集使我们能够对目前发生的事做出更准确、更为迅速反应的信息，照相机为现实提供了一种工具性手段。

这种反应当然可能会要么具有压迫性要么是仁慈的：军事侦察照片可能会是褫夺我们生命的帮凶，而X光片则有助拯救生命……摄影卓越地为这两者提供支持：一方面，照相机支撑了想象力为强力服务——为国家、工业和科学服务；另一方面，照相机使得想象力在作为私生活的那一神秘空间中富有意义。更加新颖一些的摄影技术效果之一（影视，快速制作电影）已经将更多用照相机私下里拍摄的东西转换为自恋式用途——即自我监视。

摄影通过如此众多自恋用途消费现实，占有过去、现在和未来，同时相互补充，循环再现，成为面对现实的新方式。“仿佛是一副无对错之分的双目镜，照相机使得疏远的事物变得亲近；熟悉的事物变得很小，抽象，陌生，非常遥远。它于一种轻松、养成习惯的活动中提供既参与又疏离我们自己的生活和别人生活的契机——允许我们参与，同时又确证疏离……在现实世界中，某事正在发生，没有人知道什么将要发生。在影像世界中，它已经发生过了，而且它将永远以那种方式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