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成为摄影大师不仅仅只是摄影玩的好

阮义忠曾在1980 年代对自己喜欢的唱片进行系统的搜集，收藏过两万多张黑胶唱片。同时，他还有十几台黑胶唱机。

我问他喜欢哪一种类型的音乐，他的回答重点则放在影响力上，“说到音乐，我要去大学教音乐都可以的。

我写过关于莱昂纳德·科恩（Leonardo Cohen，加拿大歌手，被称为‘摇滚乐界的拜伦’）的文章……诚品（台湾连锁书店名称）还说，台湾人会听到亚美尼亚的音乐，跟阮义忠不无关系……”

年少时期：开始寻找自身独特性

《人与土地》，台东县兰屿乡，1982

如果没有开始拿起照相机，阮义忠大概会是一个插画家，或者是一个诗人，也可能是小说家。

高中时的阮义忠，对文学着迷已经到了疯狂的程度。联考（台湾考试制度，类似于高考）期间，为了要赶时间看完一本借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他把看小说优先排在了准备联考前面，“因为只有两天时间要看完，我就没有心思考联考了。

卷子一摊开，发现很多不会，当下便很高兴，觉得可以赶快出去看书了。书是看完了，联考没考上。”而当兵时的苦闷，则让阮义忠看完了所有在台湾能买到的诗集，看完后，他提笔开始写诗。

“我对我的诗倒还算满意，我的诗很特别哦，只写了10 首而已，就有2 首被选入台湾编的新诗三百首，这我有点（被）吓到。”

不仅写诗，他那时还写小说，“我看了很多存在主义的小说，如加缪、萨特写的，心想，这也是小说，那我也会写。

只要是说梦话就好，不必要有真正的生活经验。”虽然自认为20 岁写的小说不成熟，但报纸还是以“阔气”的版面，登了3 篇。

年轻的阮义忠，精力旺盛，什么都想要尝试，现在回想起来，他大概是在寻找自己的独特性。

“试试看只是一个开始，好不好不重要。我不管结果怎样，别人怎么评价，最看重的是，这是不是你要写的，你要写就写跟别人不一样的，要有自己的独特性，只有我才可以写得出来。同时，想要成功，重在坚持。”

对于大陆摄影界：自认不可或缺

《正方形的乡愁》， 宜兰南澳，1989

1970 年代至1980 年代，阮义忠行走台湾拍摄的《人与土地》系列，成为了他的代表作，奠定了他在台湾摄影界的地位。那些记录台湾人文风情的纪实影像，契合当时台湾人在历经社会动荡，身份不断转换后，逐渐产生的身份认同意识。

对海峡对岸的人来说，阮义忠的影像，是了解台湾的珍贵信息。他们从这些图片中，热切地寻找着对岸同胞的另一种生活印记，在表层阅读的同时，进行着深沉的想象。

那个年代，大陆正重新跟世界握手，人们开始急于了解世界。阮义忠的2 本书《当代摄影大师——20 位人性见证者》和《当代摄影新锐——17位影像新生代》，在那个时代恰到好处地出现，将世界摄影大师和前沿新秀，呈献给信息相对封闭的大陆摄影人。

这2 本书，源自于阮义忠1980 年代在台湾《雄狮美术》杂志上连载的专栏，集结成书后在台湾出版。跟在台湾的反响不同，它们像一场飓风，席卷了当时的大陆摄影界。作为 “布道者”，阮义忠的名字在大陆开始带有某种神性的崇高色彩。

阮义忠第一次知道自己在大陆的影响，是在1989 年。那一年他陪岳母回唐山探亲，特地中途经停北京，去中国美术馆看萨尔加多（Sebastiao Salgado，1989 年，他的《别的美洲人》Autres Ameriques 系列照片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的展览。

阮义忠在萨尔加多的展览册旁边看到自己的书《当代摄影大师——20 位人性见证者》。惊诧之余，当即便拿起来翻阅，“印得不好，有点粗糙，纸张、装订、设计都很不好”。

即使事隔多年，阮义忠回忆起看到书的第一眼，仍以严格的标准来要求跟自己名字有关的东西，哪怕书的出版未经过他的同意，“因为距离的关系，那时候他们联络不到我，但后来，还是把稿费给我了。”

显然，这未经同意的出版，给阮义忠在大陆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名声。当时，他在展厅表明自己的作者身份后，工作人员也一脸茫然。直到晚上，阮义忠在他住的酒店房间里，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说：“我看过你的书，这次展览是我办的。”

给他打电话的，是杨尚昆的儿子杨绍明。在随后的几天里，阮义忠在北京受到热情招待。他被请去天津，参加一个展览的开幕式，期间都跟杨绍明同住一个房间。

那一次，他认识了北京摄影团体“四月影会”的重要成员王文澜、贺延光等，这些人早已看过他的书。那次大陆之旅，阮义忠在热情和尊敬中，第一次感受到了自己在大陆的巨大影响力。

阮义忠的名字，伴随着大陆一代摄影师的成长，成了他们了解世界的一扇窗口。然而给予他“摄影教父”称号的，却是一个画家，陈丹青。

1990 年代，身在纽约的陈丹青，并未像如今这般拥有很高声望。那时的陈丹青，正在纽约接触世界，学习、成长，正在对艺术的迷惑与反思中，摸索属于自己的路。

“我的书可能在那个时候给过他很大影响。他在纽约迷失了，看了我的书后，几乎改变了某些想法。那时他刚好在台湾有一个展览，特别来跟我见个面，就先从纽约给我写了信。”

在阮义忠的印象里，陈丹青不但彬彬有礼，还非常客气。陈丹青台北画展的开幕式上，阮义忠匆匆赶去，逗留了几分钟，就为了对他说这么一句话：“我今天实在很忙，改天再来好好看你的展览。”那时阮义忠对陈丹青基本没有了解。

隔几天的第2次见面，是在台北的一家餐馆里，阮义忠请陈丹青吃饭，陈丹青基本上没有动过筷子。“后来，我再碰到他时就问，那天你怎么都不吃饭？菜不好吃吗？他说，我哪舍得时间来吃东西，我要听你讲话。”

2009 年，应广东美术馆给阮义忠做大型展览的要求，陈丹青撰写了一篇文章，他这样形容阮义忠：“世界摄影之于中国的启蒙者、布道者”。从阮义忠的言谈中，他对这个说法是认同的。

现在看来，某种程度上，时机成就了阮义忠。但在阮义忠看来，他的书之所以伟大，绝不只是时代的机缘巧合。“那个时候，我做事情很认真，一般人在美术杂志写专栏的人，不会像我这么投入，我已经有一个蓝图，什么人是要写的，这本身就是一个判断，也是眼力。”

“那2 本书经过30年的考验，再30年大概还会继续出版，因为不过时，只要把摄影师的生卒年月更新一下就好。我完全没有想要增加谁，只想保留原来的，我在那么年轻的时候就写出那样的文章，（之后）我一个字都不改。”

阮义忠在做出自信判断的同时，对自己进行了总结。在跟大陆摄影界的关系上，他扮演了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不仅是把世界带到大陆，还把大陆领到世界面前。

“我影响过中国摄影两代人，不管是纪实，还是观念摄影。因为，我的杂志最早给了中国摄影一个肯定。透过我，可以了解华人摄影跟世界摄影的关系”。

《摄影家》杂志第10 期的《中国摄影》专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