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董子琪
被访者：顾前
区分作家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可以用他们擅长的文体加以区分；比如可以用世代进行分隔；但还可以有一种区分方式，促成了我们接下来要涉猎的这样一群作家--
中国当代的作家基本有两种存在形态，一种是“专业的”，他们加入各级作家协会享有某种身份和工资福利待遇。还有一种，则是体制之外的作家们，他们一个个更像是“单打独斗”的个体，没有组织，也没有体制。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大都还有一个别的身份和一份养活自己工作，甚至是养活自己的写作。他们很多人的文学创作要在晚上或者周末的时间里进行，他们生活得样貌千姿百态，若论共同点，大概只有一直持续、默默地写作着这件事。 我们就暂且称他们为“野生作家”。
其实，无论中外，全职以写作为生都是不容易的，很多人们耳熟能详的大作家也都并非全职写作：美国诗人T.S.艾略特是银行的评估员，卡夫卡是公务员，捷克作家赫拉巴尔年过半百时才专职写作，此前他做过列车调度员、废纸收购员和舞台布景工，而他们的“兼职”写作身份完全无损于作品的伟大。
回到中国，当代的“野生”作家们的写作形态是怎样的？他们对自己的写作和环境有着怎么样的期待和认知？他们的写作圈子又是怎样的？他们是否期待全职写作？我们将目光投向这些“野生”、自在生长出来的作家，就是想以他们的生存和写作姿态还原出中国文坛的另类的、多元的又充满生机的景象。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野生”作家顾前的故事。
春节前，顾前在南京艺术学院门口，被一辆疾驰的电瓶车撞断了腿，骑车的人赔了他三千块钱。而他只得打上白色石膏，待在迈皋桥的家中，哪儿也去不了。在南京的雪还没化尽，小区里的积雪多得快要把门洞堵住的一天，朋友们来家里探望顾前。他们拎着几罐啤酒，顺便凑了两桌牌局：一桌在餐桌上，另一桌在客厅的茶几上，人们一边打牌，一边抽烟。
这是我到迈皋桥顾前家采访时遇到的情形。顾前说，这样的相聚是很经常的，一个礼拜里总有那么一两次。就像过年走亲戚一样，他们这群人从中午开始打牌，打到晚上吃饭，吃完饭再继续打。因为经常混在一起，顾前、曹寇，还有另一个朋友（在西祠胡同上写作的小红），以地名自封为 “迈皋桥三杰”。
在顾前家，我见到了“迈皋桥三杰”其中的两位，一位当然是顾前，另一位是曹寇。这二位，年龄相差十几岁，因为生活状态一度很相似--没有工作、没有家庭、时间自由，混混酒局、还写写东西，所以走得挺近，有时候还一起相约着去周边的小县城旅游。
顾前的书房不大，放置着古董模样、年代不明的梳妆镜和琴台，这都是他的收藏之物。当然，还有一个书柜，里面的书很杂，既有《1Q84》，也有《张爱玲文集》，还有许多类型小说。我带去了他早年的两本小说，其中一本是出版于二十年前的小说集，封面是红褐色的《萎靡不振》；另一本是2017年出版的《嗨，好久不见》。顾前对前者的反应是，“这本书不值一提，里面许多句子都不通。”说话的时候，他腿上石膏套的塑料袋发出哗啦啦的声音。“脚上的白色塑料袋是做什么用的？”“白天到处走来走去，会蹭到地上，晚上还要睡觉上床的，怕脏了。”“你没有更合脚的鞋套吗?” “哪有鞋套？像我这样生活在底层的人。” 顾前的态度十分爽朗，好像在讲别人的窘境，且这样的窘境由衷地可以被原谅。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从一家台湾公司离职之后，顾前就一直保持自由无业的状态，如今已有二十余年。最初，他独自住在一间老房子里，房间遍布灰尘，沙发上有一个大洞，屁股刚好可以“卡在里面”，他就一直坐在坑里，也从没想过去补上这个洞。
对待写小说，顾前也像对待沙发上的这个洞一样--虽说这么多年来他闲在家写小说，却也从没有下过什么想要出人头地的狠劲儿，“有吃有喝，我才不写小说。”顾前说，潜台词是，这么多年若是有其他“发财”的方法，他也不见得会走到写小说这条路上。在名为顾前的豆瓣小组里，说明只有一行字--“希望顾前多写一点”。
“顾老师穷是穷的，但不是毫无根基的、农民工似的穷，而是没有负担、自由自在的穷。”曹寇认为，“他跟我们屌丝出身的人完全不同，他也不是想用写小说得到什么，他追求的是好玩、有趣的小说，跟收集古董、喜欢下棋、打牌一样，是一种好玩。”
至于具体什么样的小说才是好玩或有趣的，顾前觉得这问题没法回答，“好玩没有标准，无聊也是没有标准的，有人觉得一些经典作品好，但我简直看不下去。”他现在一年中有几天担任南京艺术学院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入学面试考官，很多学生提到他们非常喜欢东野圭吾，他也不觉得有趣。虽然他原来也是彻夜不睡地读金庸读福尔摩斯，“只能说，好玩的标准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