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前：像我这样一个生活在底层的人

　　去别处

　　我问顾前90年代去海南的情形，是不是和《我爱我家》里贾志新去海南一般，他说，“我比他还要早几年。”事实上，他跟贾志新去海南的过程都是大同小异的，听某个朋友说在海南可以发财，也不管消息是不是真实，就匆忙去投奔了--顾前的朋友是分配到海南当公务员的南大毕业生。

　　《炎热的岛屿》就是写这里的生活的。故事的开头说，“我不知道许亮为什么滞留在这个炎热的岛屿上，这里就像桑拿浴室中那块烧红的石头，无边的海浪哗哗地泼上去，蒸腾出永无休止的热气。”

　　到了海口，顾前才发现海口的混乱超乎他的想象，行车道是不分正反的，找工作也不容易。本来，他首选的工作是文员秘书类的文职，因为这样的工作“体面，不卖力气”，至少比当搬运工省力气。“我不是觉得自己有什么写作才能，写字谁都会写，我会写字。”顾前说。

　　他每日在海口公园的张贴栏里搜寻，当时的张贴栏里贴着许多招聘广告，找工的人之间有一个不言自明的规矩--看到中意的岗位就撕掉或者用笔划掉，免得别人过来抢。然而一天天过去，他还是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他将之归结为性别的原因，“我看人家写的都是要相貌端正、多少多少岁数的姑娘，哪里是招秘书，就跟招情人差不多。”

　　穷途末路下，顾前只能放弃最初的打算，干起了别的活，他接手的第一份工作是到舞厅打灯光，需要让灯光跟着歌手走来走去”，接着他又做起了音像市场管理员，还是跟舞厅相关的，只不过从“跟班”升级成了“管理者”，工作内容就是去各个歌舞厅检查有没有黄色录像。音像市场管理员听起来像公务员，但其实不是，也就是在混乱市场里生长出来的一种临时工。顾前对于自身上门检查黄色录像的资格，并不确信，“这当然不是扫黄打非，我们自己都是盲流，还打什么？我这样的人都能当，可见乱到什么程度。”

　　他还为一份杂志拉过广告。比起音像市场管理员，这个工作更加不正式，不仅没有底薪，连正式的合同都没有。如果“幸运”地拉到了广告，便能有25%的提成，可问题是无资源、无人脉，怎么能拉到广告？开始的时候，他要拜访客户全靠步行，连二手自行车都买不起，他至今仍然记得“海口的大热天”。还没有工作证，只带着一摞杂志的宣传资料，推销的言语往往陷入空口白话之中，“我们这杂志是做什么什么的，你们要不要来做广告？”对方见到这样的“无名之辈”，有的直接将资料甩在地上转身就走。

　　如此往复碰壁，收入当然也是很少的。“多长时间不记得了，只记得有很长一段只挣了250块钱。”后来，顾前跟“前辈”探讨，倒也摸索出来了一套经验，知道上门拜访之前，应该打电话自我介绍，“至少问清总经理姓什么，要找哪个总，再约时间见面，这样显得更有身份，成功率也更高。”

　　不管怎么说，这段拉广告的经历算是印在他的脑海里了，他的小说里有时会出现一个拉广告时期的“朋友”，而“我”反倒向“朋友”传授起了广告功夫，“首先你要充满自信，你要想到那些所谓的厂长经理们不过是大草包，他们的威风都是靠高档办公室、女秘书、真皮沙发撑起来的；其次你要注意观察，比如你发现一个总经理是个华而不实、好大喜功的家伙，你就说看得出来他是个有魄力的改革者，第三你要有软磨硬泡的功夫，只要对方没把门彻底关死，你就一次次地找，一遍遍地盯，把他缠得没了办法，可能也会成功……”

　　除了检查黄色录像，给杂志拉广告，顾前还在灯光夜市里的地摊上卖过来历不明的二手衣裳，从材质、价格、款式综合看来，他推断可能是“从外国死人身上扒下来的”。最得心应手的工作还是做编辑，他曾在在别人的委托下给一份财经杂志做编外的编辑，工作的过程相当轻松。他说，即使专业的内容，他看几遍稿子也就弄明白了。“还有什么比编辑的工作更容易吗？太容易了。”顾前自问自答道。

　　但更多时候，他在海南是没有工作的，他倒也不觉得心慌，因为那时没事做的人多得是。他们都是听说了海南发财机会多，前来撞大运却毫无收获的人，有时也在一起交流经验，有的人混不下去就回去了。他也是这样，最后还是回到了南京。

　　小说可是要费点事的，写多了写不动

　　顾前回到南京后，还做过几份工作。他给老板当“秘书”，这个“秘书”是专门给老板送碟片的秘书，老板特别喜欢看录像带，他就负责上午跑到录像点去选录像带，再把老板头天看剩下的，拿了还给录像店，唯一要记住的就是老板喜欢文艺片，获过奥斯卡那种，不要枪战片。一通儿跑完了，他回来就到公司喝茶、抽着烟“东晃西晃”。

　　最传奇的一段工作经历是，顾前还在传销公司里编过内刊（在传销尚且不算违法的时候）。刚进去的时候，正是传销公司发展壮大的时期，每个城市都有许多传销商，还有许多人是退休后来传销公司兼职，顾前编的内刊要在内部流通，鼓励人心。他认为这个做编辑的工作，是很满意的，既省心钱也多，内刊编的还很漂亮，要不是后来换了个老板，为件小事把他批评的不高兴，他也不会就这么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