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落无声：王玉文的自觉与自省

事实上，工人、农民可以说是中国纪实摄影最早拥抱的对象。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始，纪实摄影在中国的发展进入新时期。真实、人性成为关键词，人文关怀与批判现实成为鲜明而高扬的旗帜，对抹杀主体意识的工具论，以及风花雪月的粉饰太平给予了有力的反驳与校正。“摄影救国军”一路慷慨壮歌、狂飚突进，正急需理论与实践的“粮草补给”。

彼时，西方摄影大师如桑德、萨尔加多、卡蒂埃-布列松、刘易斯·海因、尤金·史密斯、寇德卡……以及FSA、玛格南、荷赛这样的机构和展览被介绍到中国，中国摄影师则按照自己的理解与需要进行了吸收与学习。将镜头对准人，尤其是普通劳动者，成为纪实摄影当时最主要的工作。农民、工人自然成为首选。

过往宣传摄影中“红光亮、高大全”的形象是绝对要摒弃的，摄影师们提倡在生活场景中去捕捉瞬间，坚决反对干涉、摆布。出于一种矫枉的需要，“真实”被奉为最高标准，所有被认为有利于“真实”的，如拍摄的方式：不摆布、长时间的积累与观察；拍摄的态度：尊重被摄者、同情弱者；包括摄影师的人品：诚恳、踏实等都被作为重要的考评参照。与此同时，新的摄影力量必须以“真实”的作品来表明自己的主张。

不难发现，正是纪实摄影在中国的发展之路决定了它今天的局面。时至今日，人们对纪实摄影的评价依然集中在上述几条标准。对于某位纪实摄影家的赞美，说着说着就成了对其道德情操、无边大爱的赞美，而对于其如何运用摄影这一视觉语言进行独特而深刻的表达，时常语焉不详，或者仅仅停留在“真实抓拍、自然生动”的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