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的恋爱学报告——德国艺术家约瑟·迪格尔访谈

说到剪辑，去年在维也纳“艺术之家”（Künstlerhaus），我们展览了一个双屏的影响装置，然后也在保加利亚艺术今日基金会（Art Today Foundation ）策划的的“成熟与愤怒”展览（Mature & Angry exhibition）中进行再次展出，此次展览中，一个屏幕上都是丽莎的画面，而另一个屏幕上都是我的画面。我们的对话则通过两个独立的声道展现。我不希望呈现过多戏剧化的画面，而是把较短的片段和声音根据时间顺序剪辑在一起。我觉得可以称之为——做尽少的美学决定。我们还有一个单频的纪录片版本，这个版本中会有更为戏剧性的剪辑，也会用到旁白。

《有／没有性报告》展览照片

《有／没有性报告》录像截图

朱：在这个作品中，艺术家的角色和情境中的角色两者之间差异很小。你们有没有设置过一些原则，会让自己不过分情绪化？其中最激发情感的体验是什么？

约：或许毫无约束对于情感来说是危险的，但我们没有设置任何界限。我认为如果你在探索一件你不知道是什么的事情，也不知道它的结果怎样，是不可能设置某种界限的。而且如果我们可能会做爱，当然也不可能避免接吻、投入爱河、身体接触等。当然我们还是有一个结构和定义。如果订了一定的规则，就好像“同事不能成为情侣”那样，显得很生硬。我们如果选择一起工作，就会接受、尊重、仰慕、甚至爱上对方，如果我们是诚实的，就没有必要设定一些可笑的界限。我喜欢顺其自然。

我们现在依然是朋友，这很值得感激。我们曾经有过非常强烈的情感瞬间，也有很多看不惯对方的地方。有一次，我质疑为什么我们来到旧金山，这一切是不是行得通。那时我们都很激动。我质疑一切，甚至有些动怒，用语言刺激丽莎，就好像我感到受了她的刺激。而她只是想了解我的感受，在另一种层面进行思想交流。之后的一天，她对自己的感受开诚布公，我亦如是，于是之前的尴尬就被克服了。对感情保持真实是最激发情感的体验。

最终极的问题是，艺术家的角色在这个项目中如何被定义？我们从没考虑过作为艺术家我们应该如何表现。我们只是丽莎和约瑟，并且在一场可以被称为恋爱关系的情境中。

朱：这个作品中，你和丽莎之间有强烈的张力，这让我想到了纽约行为艺术家谢德庆和Linda Montano在1983-1984年间创作的一件作品。他们用一条八英尺长的绳子把自己拴在一起，只能同处一室，但不能碰到对方，他们就这样相处了一年时间。你和丽莎之间的身体接触对你们的关系有何影响？这个项目主要是你对恋爱关系的研究，还是对彼此的研究？你觉得可以和另一个人，在另一个地点，重复这个行为吗？

约：你提到这个作品很好，也有很多别的例子，比如Andrea Frasier, Marina Abramovic等等。

对于恋爱关系来说，最重要的是基于人格特征产生的快乐。我们如果没有互相吸引，是不会做爱的。如果和另一个艺术家合作同一个项目，我觉得会很不一样。和每一个人的关系当然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从这种关系中得到的总是我们自我特征的一部分反映。对自我的了解和对双方的了解是同一件事。对我来说，我对自己的了解更进一步，包括我以前的关系，以后的关系，关于我和丽莎，关于丽莎。我知道，对她来说，也是一样的。

但我不可能和另一个人重复同样一件事。对方的性格和你们之间的关系，是和特定的情景无法分开的。我认为，每一段关系都必须建立在全新的情境中。这样我们才可以避免想当然、套路。我不认为有任何一种捷径可以让我们真正了解对方，你必须燃烧情感。同样的，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建立一个全新的世界。我们只不过需要动手去做。任何行为都是这样。

朱：录像作为纪录手段，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如果可以的话，你会邀请其他人来录影、剪辑吗？还是说你们自己进行摄像，是这个作品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约：让别人拍摄的话会是非常不同的决定。我们对摄像机的运用必须是整个情境的一部分。如果是别人拍摄，会不可避免有各种来自外部的考量。我们当然决定了何时、何地、如何放置摄像机，但最终我们的决定以情感为基础，而且直接受到我们所处情况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