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隐蔽的视觉霸权与身份意淫（X）

摄影：隐蔽的视觉霸权与身份意淫（X）

威金的自我救赎

法国人法兰克·霍瓦（Frank Horvat 1928-）在采访美国摄影师威金（Joel-Peter Witkin 1939-）时说看他的作品无疑是开启了一段“地狱之旅”，认为威金在试图“走到恐怖、恶心、痛苦的极限”。

的确，不论是那两个干枯的“亲吻”着的老人头颅，腹腔里塞满果蔬的狗的尸体，还是用钩子把自己的睾丸高高吊起的男子，山羊与年轻的女侏儒裸体的合影，威金的每一张照片似乎都在挑战观众的心理承受底线。顾铮说他是“以暴力性的画面出示的畸形人体煽动一种黑暗的情欲，以此探查人们的心理承受力的底线。”

至于照片中的痛苦性体验，威金说，“我在照片中表现的不是对肉体痛苦的恐惧，我认同拍摄人物，我感受他们肌肤、血液所感受的苦楚。此外，我觉得我们的焦虑不安来自肉体恐惧的少，而来自威胁我们精神和心灵的多。我表现的肉体痛苦是一个隐喻。”

问题是，这个隐喻的对象是什么，或者说，这个隐喻是如何产生的。

如威金自己所说，他并没有承受过真正的肉体痛苦，他一辈子也只是住过两次院而已，一次是出生的时候，一次是服兵役期间因肺炎入院。但是，他对于拍摄对象（他者）异乎寻常的苦楚感受却感同身受，“我表现的痛苦是我自己的痛苦”。

1945年，六岁的威金目睹了一场车祸，车祸中一个小女孩的头颅滚落到他的脚边。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他一生的转折点。

威金在回答霍瓦时说，“对我来说，极端的事都是神迹。”不过，在一个六岁的孩子眼里，是否真的会把那个滚到自己脚边的女孩的头颅视作一个神迹是很可疑的。这种“神迹”化的解读，即使不是某种营销式的标签，至少也是随着摄影师年龄和阅历的增长逐步形成的。

不难想象，当年幼的威金面对那个女孩头颅的时候是如何的震惊与惶恐。死者的面部表情，她的眼睛、头发、血迹，每一个细节都会深深印入威金的灵魂深处，甚至在之后的日子中，这些细节及其相关的思考和联想将伴随着威金的成长而不断出现、丰富和深入。特别是这样一个与自己年龄差别不大的女孩子，那种感同身受的恐惧注定将伴随一生。她是谁？她怎么死的？头颅与身体的分离经历了怎样的撕扯和痛苦？皮肤、肌肉和血管的断裂是否让女孩发出了绝望而尖利的叫声？还是她根本就来不及哀嚎？……

对于这些画面的记忆和联想的深入，是今天的威金摄影作品中最为深沉的动机。与其说六岁时的那次目睹是一次“神迹”，不如说更是一道符咒。这道符咒伴随威金的一生直至生命终结，它牢牢地禁锢着他，折磨着他，让他在无尽的回忆和联想中煎熬，不能自已，不可逃避。

幸运的是，威金找到了摄影这门艺术作为自我救赎的途径。威金心中那些不断增长的不安、紧张、恐惧和疑惑通过自己的作品不断地得到释放，并试图在这种释放的创作行为中进行某种宗教式的灵魂拷问和答案获得。

美好的事物总是脆弱的，痛苦和毁灭才是人生的本质。威金说，我是想创造出一样东西，能让所有看的人——不管他的出身、教养——都能感受到耶稣受难的意义。这样的创作动机预设显然是威金试图通过摄影获得自我救赎的重要前提。它赋予了在年幼威金心里留下的巨大创伤与阴影以最温暖可靠的精神寄托。否则，那个女孩头颅在威金心里深处不断滋长、发酵的痛楚和不安将永远无从解脱。

当然，威金的这个创作动机听上去多少有些牵强，因为他的作品中的痛楚和恐怖已经远远超出了耶稣受难的范畴，对于极特殊人群和颇有设计感的特殊受难场景与方式的表现显然超出了宗教的普世情怀，具有典型的艺术家个性化色彩。因此，这一创作动机的声明本质上是艺术家自我解脱和救赎的有效策略。所以，霍瓦在评价那张以钩子勾住皮肤向上牵引的人的照片时才会说，“对我来说基督受难中最让人受不了的是钉子，而你这张照片中最让人受不了的是胸上的钩子。”

对于两个干枯人头的表现无疑是源自记忆中那个女孩头颅，它们的互相“亲吻”让生命和温情看上去更加绝望和悲壮。它提醒我们那个女孩被过早剥夺的生命中曾经蕴含了多么美好的无穷的可能。也许，这种颇有些自嘲的、假惺惺的温情画面可以让我们伤感但更有勇气地面对人生的无意义。对于肉体的极端施虐化痴迷或许源自威金对于小女孩身首异处时某些身体组织瞬间撕裂画面的想象焦虑。那只肚子里装满了果蔬的看上去活生生的狗的尸体则应该是对小女孩头颅上生命迹象尚存的错觉再现。

对于美好事物比如西方传统艺术形式中女人体的刻意回避，以及对于生命的畸形形态和施虐快感的迷恋，成为威金自我救赎的有效手段。它成就了威金的摄影艺术，更有效地修复着他的灵魂与生命感。

2013-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