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与被看——关于中国当代摄影探讨研究

关于这个问题，有一些文章我没有收到这本书里，因为和摄影没有关系。比如说，我曾经参加深圳一个艺术批评的年会，题目是“互联网时代艺术批评的可能性”。我在会上发言指出：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是印刷时代的文化残存生物；既然我们是印刷时代的文化残存生物，我们所有关于学术的标准和惯习，包括我们开会的模式，说到底都是印刷时代的产物，凭什么我们就有资格讨论所谓互联网时代的艺术批评？我们怎么知道互联网时代的艺术批评是什么样子的？当场有批评家对我说，你还要不要我们活着呢？我说我只是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所有学术生产的标准，都是印刷时代所确立的。人类文明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就是印刷时代，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1936-2015）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里提出了一个“印刷资本主义”的概念，也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个阶段的重要性。从历史看，中国是一个文牍大国。中国发明了纸张和活字印刷，就是一个明证。这一事实说明，在中国，书写阶层和阅读阶层构成了我们文明的基础。我一直怀疑这一基础背后恰恰体现了一种整体化的价值取向。所以，我才觉得我们可能要特别警惕过度整体化的文化浪潮。我是从这一点看个人价值的意义的。所谓个人观看的纪念碑，就是这个意思。

《莱茵河II》 古斯基   摄影  1999年

美学与物性

《画刊》：可以理解为摄影里没有一个脱离上下文的纯审美。

杨小彦：没错！而且，摄影还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性的证据。我在中山大学所从事的专业叫“视觉传播学”。更多时候我是通过对观看的研究了解中国社会的变迁。我强调摄影的物理存在，强调摄影的物质性以及物性，和这个研究方向有关系。

简单概括来说，我们既不能离开技术去讨论知识形态的构成，也不能仅仅谈价值而完全不理会技术的发展。我在课程中经常和学生讲一些普通的科技史，比如，我会讨论西方观看背后的透镜传统。1609年，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用他自己手制的折射望远镜观测太空，现代天文学就是从他的这一观测开始的。他之所以能够这样去做，前提是他了解望远镜的功能，明白他的目的。其实，历史事实是，第一个发明望远镜的是一个从事眼镜生意的商人，他多少有点偶然地发现把两片凹凸镜片放在一起会产生放大效果。那是1608年的事。伽利略知道以后，就按照这个原理动手制作了一部望远镜。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知道望远镜的价值。稍后，法国的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1650）进一步改进了望远镜，提高了放大倍率。对于笛卡尔来说，他意识到机器之眼顶替肉眼在认识论上的意义，其中之一就是对客观性的诉求，因为肉眼受到经验的限制。正因为如此，笛卡尔不仅发展了折光学，讨论光线折射的标准，还把数论与几何学结合起来建立了解析几何学。笛卡尔的目的是，必须确立凹凸镜的曲面与观测物像的准确性问题。正因为如此，在摄影领域，才有了镜头的“标准”。这就是透镜传统。西方的观看背后所存在的，恰恰是一个透镜的传统。表面看，透镜是一个技术问题，实际上它涉及到了观测的价值取向。

谈到透镜传统，这无疑涉及到了我们对西方艺术的认知。还是回到伽利略，他通过望远镜观测月面并描绘出人类第一幅月面图。从观测角度看，他所看到的是一个明暗的月表凹凸，这些凹凸当然是太阳照射所造成的。伽利略曾经受到过艺术的熏陶，了解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时期所出现的艺术上的明暗画法的内容，明白在光线照射下，所有物体都有受光面、背光面和投影这样三个部分，是二维呈现三维的一种手法。他基于这样的知识成功地解读了月面凹凸的真实状况，认为那是一种陨石坑的现象，并着手描绘了出来。

我经常提醒学生，讨论西方艺术史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其后的几何学传统。为什么是塞尚（Paul Cézanne，1839-1906）成为“现代艺术之父”，而不是凡·高(Vincent van Gogh，1853-1890)或者高更（Paul Gauguin，1848—1903）？因为是塞尚导致了立体主义运动的出现。而在这个立体主义背后的正是前述之几何学传统，以及与此相对应的对观看的重新阐释，导致了观看之道的变化。这首先是一个艺术问题。但是，一旦我们了解了透镜的历史，难道会认为观看之道的变化仅仅只发生在艺术领域吗？甚至，艺术也只是附带出来的一个结果而已，重要的事情仍然发生在科学和哲学领域。

对这些现象的认知让我越来越发现，从历史看，价值的维度和技术的维度总是纠缠在一起的。我曾经写过一篇简洁的文章，叫《视觉的全球化和图像的去魅化》，讨论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比如，从肉眼的观看到机器的观察这一角度来看，我们发现，中国的观看历史中并没有一个透镜的传统，所以我们的观看就止于美学的解释，而没有跨到观察这一步。当然，如果今天我们不以科学为标准，那么，观看本身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美学的解释还非常优美。日本作家川端康成（ Kawabata Yasunari，1896-1972）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感言题目叫《我爱美丽的日本》，通篇讲的是人与月亮的审美关系，从李白开始，一直讲到了日本，内里讨论的其实是东方的审美传统。像这样一种肉眼观看世界所获得的审美感受，本身是非常优美的，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似乎说明，技术的介入正在无情地打破审美的优美判断。但是这一判断看来也有问题，你能说伽利略的天文观测本身就没有任何审美性吗？我在温哥华认识一位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系的教授，是一个西人，也是一个天文观测迷。有一天晚上，他带我观看天象，让我观测月面和木星，以及木星的四颗卫星，之后，我们坐下来喝茶，这时，他说了一句让我颇为震惊的话。他说：你想过吗，在16世纪初的时候，全世界只有一个人看到了你刚才在望远镜里所看到的景象，你知道他会如何去想？今天我们知道，这个人就是伽利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