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图像：事实、虚构，还是隐喻?

从历史上那些被冠以“事实”之名的标志性照片中，都能明显地看出它们迫切地想要定义、完善,甚至突显现实的诉求。马修·布雷迪以他拍摄美国南北战争的照片而知名，但他几乎从不踏足战场，因为他忍受不了看到死去士兵的尸体。事实上，大多数归在布雷迪工作室名义下的战场照片都是他的雇员亚历山大·加德纳（Alexander Gardner）和蒂莫西·奥沙利文（Timothy O’Sullivan）拍摄的。众所周知，这两人都会为了照片构图而挪动尸体。

《叛军狙击手的归宿，葛底斯堡》，加德纳，1863年

在加德纳拍摄的《叛军狙击手的归宿，葛底斯堡》（Home of a Rebel Sharpshooter，Gettysburg，1863）这张照片中，一具士兵的尸体以完美的姿势静静地躺在地上。他的头部朝向相机的方向,一只手搭在腹部，枪斜倚在石堆上。如果不是因为另一张加德纳拍摄的照片中出现了同一个士兵的尸体——那张照片中他的脸背朝相机，枪倒在旁边的地上——我们一定会认为这是他偶然拍到的一个场景。

《安蒂特姆的士兵尸体》，1862年

在国会图书馆的目录中，《安蒂特姆的士兵尸体》（Dead Soldiers at Antietem，1862）这张照片被列出了两次，分别划归在布雷迪和加德纳的名下。在这张照片中，20余名士兵的尸体在旷野上排列成整齐的一排。他们阵亡的时候真的可能倒成如此整齐的一排吗？以我们对于加德纳拍摄叛军士兵的照片的了解，他很有可能为了让照片的构图更好而挪动了一些尸体，或者也有可能是其他士兵为了挖掘一个集体坟坑埋葬尸体而将其排列了起来。不过无论是哪种情况，可以确定的是这是安蒂特姆战役发生的地点。我们知道在这场战役中牺牲的士兵数量巨大，战役留下的证据也清晰可见——在战役中阵亡的士兵，他们浴血奋战的战场，他们身上还穿着的军服，等等。当摄影师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拍摄主体的时候，事实就变成了虚构？或者说一张照片就变成了一个隐喻？

《马修·布雷迪与历史图像》，玛丽·潘泽尔，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