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列松：从一个中国到另一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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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7月16日，中国摄影学会邀请布列松与首都摄影界人士座谈。他已来京一个月了，有关中国大跃进的各方信息已经在他的脑海中留下深刻印象。面对同行，甚至挑剔，自以为是，且热情高涨的同行们，布列松该说些什么呢？此时，他通过公开出版物，看到了大量中国摄影记者、宣传工作者拍摄的照片，他坦承：有些很好，但有些却不喜欢。他列举了最为典型的例子：

“我曾看到一张表现丰收的照片，一个妇女抱着一捆麦子，笑得很厉害。当然丰收是要笑的，但不见得笑得那么厉害。在地里，当然是灰尘扑扑，汗流满面，但这个妇女却很干净。劳动是紧张的，到了休息的时候自然就是轻松的。”

这些话，中国同行们并不难理解，两个宣称意识形态对立的世界，在具体拍照方式上并不是不可交流。布列松像个教书先生一般道出拍照的常识，甚至人生经验来：生活不是在摄影棚内，而是现实的东西；作为现实主义的摄影者，应当忠于生活；如果你拍摄的东西是经过改变的，那就不是真实的东西。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我们不能根据公式来拍照。他还举了个生动的例子说，用不着尝，只要闻就可知道菜里有没有辣椒：“安排是不能使人信服的，即使你安排的好，人们也会察觉的。”

1958年，修建十三陵水库大坝。

这个时候，布列松只谈照片，但他回国后所写文章中的观点，却不是他那些中国同行，包括彼时绝大部分中国人所能理解的了。

“毛胜利后的第十年，两个中国还在并肩行进着：昨日的中国以三千年的老工具和方法存在着，而明天的中国有一部分已去征服了。为中国服务的，有6亿人口的劳动力，有唯一的口号：‘大跃进’，还有一个唯一的日子：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