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列松：从一个中国到另一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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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7月下旬，在北京的行程结束后，布列松继续在新中国的大地上旅行，到10月4日离开中国，他先后到过满洲里、西安、武汉、成都和新疆等地，对于一个摄影家来说，这是相当饱和，也是令人期待的视觉之旅。但，到达成都后，布列松几乎只待在旅馆里不愿出门，因为所有自己希望上街随便溜达溜达的要求，都被随行人员认为既没有什么意思，也没有这个必要而加以拒绝；而那些经过精心安排的场合，布列松却没有兴趣，甚至厌恶。

1989年，81岁的布列松回忆起自己的这次中国之行，仅寥寥数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之际，我接受中国文化交流组织的邀请重游中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持续了数月。此时正值‘大跃进’时期，国家强调工业化发展，要赶超英国。此时可以预感到‘文化大革命’即将到来。”

1958年，北京。一支民兵分队在每日晨练中正等待轮到自己上去操练。背景是国家领导人站在城楼上检阅爱国大游行的天安门。

回国以后，他陆续发表了自己在中国拍摄的照片，并接受了美国《生活》杂志等西方重要媒体的采访。1959年1月，这家杂志抢得头筹，以“红色中国在前进中，男女老少都参加大跃进”为题，报道了布列松的中国之行。

“布列松以其著名的理解力，揭示了中国人在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组织化生活方式中，所有的反应和生活。”正是因这种“理解力”，布列松看到了“在中国，对内使用的宣传是一个节拍器，这个节拍器是用音乐、广播和墙上的口号来使人们内心跳动合乎节奏的。至于参观访问的人，他们是习惯用自己的眼睛的。”

客人回去后的种种表现，很快被中方掌握，并且反馈到了中国摄影家学会当初接待、并对其心怀期待的领导人那里。1959年5月19日，学会在京召开“小型学术讨论会”，主题就是“研究法国摄影家亨利·卡·布列松的‘现实主义’摄影创作手法”。此时，那些当初听布列松课的摄影家群情激昂，一致声讨他“新发表的有关我国的照片，实际上是否定我国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在客观上为美帝国主义的反华宣传服务。”

至于布列松宣扬的摄影方法，此时，同行们重新认定为：不光彩的偷拍，抓取偶然现象，歪曲生活本质，不愿意做调查研究。而这一切又都是他的“资产阶级口味”决定的。

记录显示，那天的研讨会“气氛热烈”。

1958年，北京，这个展览的主题是中国“除四害”：苍蝇、蚊子、老鼠和麻雀，展出的老鼠是用老鼠皮制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