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身体，在网上——Instagram时代的女性主义影像

女性主义策展人、评论家海伦· 莫勒斯沃斯（Helen Molesworth）最近和我说，“不仅仅要认识到女性主义是建立在缺席之上的——女性经验的缺席，有色族裔身体的缺席——女性主义者更要意识到，仅仅把女性塞入父权制是无法改变父权制本身的。”是不是只要作者是女性，就足以使作品具有进步性或政治性？如果同样的影像是泰利·理查森（Terry Richardson）或理查德·柯恩（Richard Kern，柯林斯的导师）创作的，我们是否会以不同的方式解读？有没有可能，在挑战体制化的女性美的同时，也为恰恰固化这种美学标准的时尚杂志工作？如佐伊·海勒（Zoe Heller）在《纽约书评》的文章《‘惹火’的性和年轻女孩》里质疑的，利用“性感的解放力量的可能性”，女性主义能以诉诸个人选择的自我物化而成功反抗性别主义吗？

青春的凝视，佩德拉·柯林斯（The Teenage Gaze, Petra Collins, 2010-2015）

在解读这些艺术作品抛出的复杂问题时，重点是要认清，这些女性刻意选择去操纵主人的工具（色情电影、Instagram、高端时尚广告、生活方式杂志、其他企业和商业实体）以瓦解主人的房屋（父权制对性别的构建）。不要忘记，于1992年和2005年分别离世的奥黛丽·罗德和反色情活动家安德里亚・德沃金（Andrea Dworkin），对于新一代的女性主义者而言已经是奶奶的岁数了。运动会演化和对抗自身，公理会因为时间和与文化的关系而转变。与其让这批艺术家模仿前辈女性主义者，批评家、消费者、和艺术创作者都应该推进围绕观看政治和影像制造展开坦诚而严谨的讨论。

米兹佩的苔莎，玛漾·托伦黛诺（Tessa in Mizpe, Mayan, Tolendano, 2014）

在这一代人青春期开始前，移动设备和影像主导的网络平台就已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这一科技和商业上的分水岭自然而然地塑造了他们的创作本能，并将他们和前辈创作人区分开来。莫勒斯沃斯在我们聊天最后提醒我，“即使存在一些基本的行为原则和价值观，没有一种女性主义的理论立场是适用于每一个人的。”只要女性主义仍自我批判地致力于挑战权力模式,女性主义能，且必须，是一个持续演变的现象。无论你是属于哪一时代的女性主义，丰富而严格的定义仍然存在。让我们着手使之回归。

（原文发表于《光圈》杂志（Aperture）第225期，主题“关于女性主义”。）

注释：

[1]20世纪上半叶在美国地下制作并传播的一种业余色情无声短片。

[2]奥黛丽•洛德(1934-1992)，非裔作家、女性主义者、人权运动活动家。她的诗歌和散文针对民权、女性主义、以及黑人女性身份等问题。引言来自其著作《界外姐妹》（Sister Outsider: Essays and Speech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