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跑在铁路上的东北摄影人

宋 靖：但是您可以整理出来一些专题性的作品。

王福春：我把20 世纪70 年代、80 年代、90 年代还有新世纪拍的火车题材，分为普通车、动车和高铁三个系列。从蒸汽机车拉的绿皮车，内燃机车、电力机车拉的红皮车、蓝皮车，到今天动车高铁的白皮车，它承载了整个铁路的变化，还有火车里人的变化。70 年代、80 年代那个时候，人们都戴解放帽，穿解放服，千人一面，千人一服装。80年代中期时装开始出现，什么喇叭裤、蛤蟆镜、留长发、跳街舞等，手拎三洋录音机听邓丽君的歌。90 年代人们追求时尚很普遍了，奇装异服人人穿。2000 年新世纪进入数字时代，手机、电脑满车厢，上网聊天的、看电影的、听音乐的、炒股的、玩游戏的、玩IPAD 的，从老人到小孩全是玩手机的低头族，而且他们也不再看车上的电视节目了。我在1987 年拍摄了电视机第一次上车厢，那时全车厢的人都在看电视。现在车厢电视无人看，都低头看自己的手机或电脑。这是时代的变化、车的变化、人的变化，也是国家的变化。而且我拍摄时也没想到铁路发展这么快。

我对铁路感情太深了，我一踏上列车就兴奋，不知疲惫地一次次在车厢里来回走，有座也不坐，有铺也不休息。说来也神了，那时我患神经衰弱，吃安定五六片睡不着觉。可躺在列车上，列车左摇右摆，五脏六腑都要颠出来的感觉，车轮的隆隆声，就像一首交响乐、催眠曲，很快让我入睡。可是一回到家，一静反倒睡不着。

宋 靖：您一上火车就忍不住想要摄影？

王福春：对，2001 年我的《火车上的中国人》画册出版了，我深深地呼吸了口气，心想：我这么多年在车上奔波，从没好好休息过，这次坐火车一定老老实实当回旅客，享受旅客的待遇。可在卧铺上躺了不到一个小时，心里就像长草一样，没办法又拎着相机到车厢里窜。我真的说不清楚，我患上了职业病，上瘾了。在火车和地铁里拍片离人最近，而且你会有心理障碍，人家眼一瞅你，你就不敢拍了。很多人问我你怎么跟人协商啊，我说不能协商，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你一商量瞬间都没了，所以只能偷拍。好在现在地铁里大家都是低头族，还真不注意你，我在地铁里拍了上千张打哈欠的照片，现在手机照相更方便，如果手机能把照相功能放在第一位，手机拍照就更精彩了。诺基亚出的手机4000 多万像素。我最近为诺基亚手机做广告，北京地铁各线都有我的广告大头像。因为机器越小越隐蔽，拍的东西就越鲜活，在别人不知道的情况下拍最好。我利用职业之便，跑遍全国铁路各线，如果不在铁路工作，连想都不敢去想，也没想过铁路发展得这么快。所以火车基本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符号了，它代表着国家发展的速度。

最近我在微博上看到《火车上的中国人》上传非常火爆，几天工夫上传数量就达到十几万次。因为铁道部都撤了，绿车皮也消失了，人们对过去坐火车的经历变成了一种怀念。尽管那时坐火车很痛苦，也很无奈，但是看了我的照片以后大家觉得挺有趣的，带来一种回忆，所以上传得特别火，这是我没想到的，我觉得过去在摄影圈都知道我就挺好了，现在老百姓都知道我了。我现在在火车上拍片，总有人认出我来：“你是上电视那个拍火车的摄影师吧。”并主动和我留影纪念，我就觉得特别欣慰。

宋 靖：有一天我有一个朋友给我发来一张照片，说这个人拍得真好，我一看就是您的照片，还在微博上传得很迅速。

王福春：所以我也在想，我是借了铁路的光。铁路成全了我，我也给铁路留下一部作品，跟火车有关的作品，这其实是挺有意义的一件事。

宋 靖：请您谈谈您开始接触摄影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基础，是什么机会，或者是做了什么样准备让您有了机会能够接触摄影，让您有了收获很多快乐和荣誉的这样一个工作。

王福春：首先说说我的人生吧。我的童年是痛苦的，三岁没了母亲，五岁没了父亲，是个苦孩子，是我哥哥嫂子把我带大的。我哥哥嫂子有五个孩子，加我六个，我是老大，他们管我叫小叔。我没有小叔的概念，感觉跟他们是一样的。我哥是老大，中间还有几个都没活下来，就剩我最小的一个还活了。所以我哥哥嫂子对我非常好，我嫂子从小也没母亲，她对我就像对亲孩子一样。

我1962 年初中毕业，就想找工作挣口饭吃，我一个大小伙子靠哥哥嫂子养活，一点儿面子都没有。我家那时从黑龙江老家绥化搬到哈尔滨，后来铁路工程队招工，我就报名了。回家后哥嫂说你这体格怎么能修铁路，挑石头钢轨把你压也压坏了，就执意不让我去。这是哥嫂对我的疼爱，但是我心里就是受不了。就在这时绥化铁路机车司机学校招生，哥哥在铁路局工作，没和我商量就给我报了名。我哥拿一堆报纸让我复习考试，我不想考，因为考上后又得上三年学，还得让哥嫂供三年，我就特别不想考。但哥嫂就逼着让我去考，那时工作也非常不好找，我只好去考，结果考上了。

既然考上司机学校，我就想当火车司机，开火车挺神气的，离地三尺活神仙，工资又高。我上初中时家搬到机务段附近，每天拉着爬犁去机务段捡煤核烧，天天听火车叫，看火车奔跑，对蒸汽机车有着特殊的感情。但是我被分到了车辆班，就是拿小锤检车的，所以没开上火车，这是我一生的遗憾。上司机学校念了两年多，还没等毕业，1965 年部队来招兵，我当时也不想去，觉得路走得太长。同学们不想去就找借口说视力不行，我是很单纯的人，参加了体检，各方面都没问题，就应征入伍了。

一当就当了五年兵。因为我画画写字不错，到部队不到一个月，新兵训练刚发枪，我就被调到军区里学习。后来留在师里宣传科帮忙搞宣传，军里也调我，团里就是不放，最后留在团里在俱乐部放电影画幻灯，写毛主席语录，画毛主席像，那段时间对我的锻炼非常大。而且部队为了提拔我还强留我多在部队里当一年兵，提我当电影组长，我却死活不愿意，就想回家到铁路工作。当完兵回来后，分配到三棵树车辆段做车电钳工，就是检修客车电气设备，经常到北京、上海跑车。后来因为我做宣传做得好就把我调到工会了，成了工会宣传干事。正好1977 年“文革”结束，拨乱反正，开始技术大练兵，我们工会主席交给我一个任务，让我去拍劳模照。我说没相机，他就让我去技术室借一台海鸥相机。所以我是从一台海鸥相机“起飞”，一直“飞”到今天没停下来（笑）。

宋 靖：在这之前您也喜欢摄影吗？

王福春：在这之前我也照过相，但对摄影不感兴趣，总觉得摄影不是艺术。那次拍光荣榜劳模照以后，我开始觉得拍照片比画画来得快，立竿见影。从此我们单位开的大会小会什么会我都拍，民兵训练、技术比武等，疯狂地拍。现在回头看以前拍的那些照片，尽管胶卷曝光不准确，有厚有薄，冲印技术也差，但这一张张老照片即使拍摄技术不好也都看着好了，因为是那个时代的记忆。这期间我们工会主席为了提拔我，不能总当干事，就下令让我到车间当书记。两次下令我连看都不看，我说干不了，我没这水平，我就喜欢摄影。后来正好铁路局科研所有这么一个摄影编制，我就被调去当摄影师了。其实是广告摄影师，单位研制出了新的产品，我就拍。那时为了在报社发稿，我拍车站服务员扶老携幼、列车员端茶倒水热情服务。那时都是摆拍，公式化、模式化的拍法。后来我利用每天坐火车通勤上下班的机会拍火车上的生活，那时候是
无意识地拍火车，觉得拍火车挺好玩的。所以我和很多学生讲课时就说你干啥拍啥，我干铁路工作就拍铁路题材，拍铁轨上奔腾的蒸汽机车和车厢里的人。我把蒸汽机车一直拍到退出我的视线，退出历史的舞台。我拍火车上的中国人30 年，一直坚持到现在。

你生在哪，你就拍哪。我生在黑土地，就拍了《黑土地》、《东北人家》、《东北人》等，拍家乡父老、儿时记忆，这是最好的选题。

宋 靖：您是怎么想到把铁路当作一个题材来拍的？

王福春：我是铁路职工，享受铁路免票，就利用坐火车的机会拍火车上的故事。没人让我拍，都是无意识的。一开始就是拍着好玩，时间长了拍多了，发现这是一个系列，那时候还没有纪实摄影和专题摄影一说，后来我就以它为题了。之前我也拍过风光，我是最早拍摄“雪乡”的摄影师，曾经有13 个春节都是在“雪乡”过的，可以说是我把这个小山村给开发出来并把它推向了全国，我的第一张作品《雪乡》参加了上海第一届国际摄影展，这个名字是我最早叫响的，对其倾注了我大量的精力和情感；我也是最早拍摄东北虎的摄影师，用了近十年时间，同样积累了大量的作品。1998 年虎年，我的“东北虎”系列作品风靡全国，着实与虎火了一把。但这两个题材与我的“火车”与“东北人”系列相比，我还是更喜欢拍“人”。权衡再三，我决定放弃风光包括东北虎等题材的拍摄，专心致志地投入到纪实摄影领域中去，拍摄我更加熟悉与热爱的《火车上的中国人》和《东北人》。

由于我学过美术，所以我的构图技术比较熟练，一次性构图，很少后期来裁剪。此外我还喜欢漫画，我画过漫画。《讽刺与幽默》我从创刊一直订到今天，现在我的床头全是漫画书。因此，我把漫画中幽默搞笑的元素融入我的摄影作品中，这是我的影像最大的特点。现在幽默摄影在中国都没形成气候，每个摄影师有十张八张很正常，拍出上百张上千张的在中国摄影界一个都没有。2013 年1 月1 日，我在五棵松展出了我的幽默摄影。开始想展我的《火车上的中国人》、《地铁里的中国人》和《黑土地》等专题，片子是现成的，结果我的展品从外地发回来一看，已经破烂得不能展了。我不想走老路展老片，就想拿点新片给大家看看，我就把我的幽默摄影展出来了，很受欢迎。幽默摄影讲究对比添彩、错觉出奇、巧合生趣、以趣生情、以情动人，画里之意、弦外之音，融幽默、哲理于一炉，严肃的主题，幽默化的处理，那幽默，灰色幽默、冷幽默和黑色幽默更具辛辣味，也就是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作品的深度和内涵。幽默是一种智慧，带给人苦涊笑的同时，也能引发对人生哲理的思考。

我觉得换个角度看世界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因为我们生活中幽默处处都有，但我们活得不幽默，看不到这些幽默，反而活得很累。我拍《火车上的中国人》也有幽默的元素，但我现在从社会生活中去专门拍了一个幽默摄影的系列，大家看完以后都笑了，我就高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