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跑在铁路上的东北摄影人

宋 靖：纪实摄影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先拍，最后整理，另一种是主题先行，拍摄过程中再不断修正。就您的《火车上的中国人》而言，在车厢这个特殊的空间内把一张张照片串起来，可能它们本来并没有特别紧密的联系，但车厢里中国人表现出的特殊的状态就是一个广义的主题了。

王福春：火车的车厢是一个小社会、一个临时大家庭，中国人出行首选坐火车，实惠、安全。中国人坐火车从20 世纪80 年代“民工潮”开始以后，常常人满为患，乘车难，买票难。那时我在火车上拍片，遇到很多危险，可以这么说，我的摄影作品是用生命代价换来的。我这人活得比较单纯，头脑也简单，除了摄影以外什么都不行，两件事三件事放在一起做，就是一锅粥，成了“东北乱炖”了，一件事也做不好。所以摄影成了我一生的最爱，也是付出代价最大的。

我的肋骨曾两次骨折，左腿胫骨骨折，三九天掉进松花江、镜泊湖、兴凯湖，几次大难不死。1995 年7 月10 日我乘坐哈尔滨—北京—西宁—格尔木—武汉—长沙列车，一路从低海拔到高海拔，头痛得厉害，整宿睡不着觉，又从高海拔到武汉至长沙高温火炉。我是北方人，在冰雪里长大的，耐寒不耐热，车厢里人又特别挤，车外温度38—39℃，车厢里超过40℃，汗味、烟味、臭味，熏得我喘不过气来，全身都湿透了，头跟水洗似的，哗哗流汗。那时绿皮车没有空调，风扇吹的都是热风。后来实在受不了就到餐车要点盐面冲水喝，就这样还是虚脱了，晕倒在车厢里。半个多月时间掉十多斤称。让我刻骨铭心的一次，是90 年代初在哈尔滨—上海的列车上，也是夏天，车上超员百分之二百多，座席底下、行李架上、厕所里、过道中挤得满满的全是人，我夹在人群里，想挤也挤不过去，想出也挤不出，卡在中间一动不能动。趁列车来个紧急制动，好不容易才挤出人群。我要走过另一节车厢，可是过不去，我想下车走过另一节车厢，可我还没能走到那节车厢门，车就开了，我赶紧跑两步，顺手抓住车门栏杆把手，列车运行在站内速度还很低，身体还能保持垂直，等到出站后，车速快了，我的身体开始倾斜，就在这关键时刻，车门“咔啦”一声打开了，列车员和几名旅客把我拽上车，我坐在地上呼呼喘着粗气，苍白的脸上淌着虚汗，在地上坐十多分钟站不起来，到现在我也没记住那是什么站，一想起这些就后怕。很多人说，你可以不上，乘下趟车走，我说不上不行啊，我的摄影包在车上，里面有镜头胶卷等好多用品。那是我摄影人生中最刻骨铭心、最危险的经历。

《幽默摄影》系列
 

宋 靖：您几十年坚持拍这一个题材已经算是中国第一人了。

王福春：不敢说第一。在这期间我还拍了《东北人》，所以东北人和铁路是我的两大主题。我把它比喻为我的“自留地”，我要把它耕种好，不能荒废。后来80 年代我在哈尔滨师范大学学习摄影，我记得语文老师上的第一堂课，第一句话就说“文学是人学”，后来我才知道是高尔基说的，《中国摄影家》杂志采访我的时候我就说：“纪实摄影也是人学，离开人就没有意义。”此外我还把纪实摄影形容为报告文学，它既真实、生动又感人，还具美感。

宋 靖：王老师，您刚才讲了您有了“海鸥”起飞，飞到现在，中间怎么飞的也给我们讲点有趣的故事吧。再讲讲您的《东北人》吧。

王福春：那我就从20 世纪80 年代、90 年代拍《黑土地》说起。我是东北人，我像走亲戚似地走乡串屯，挨家挨户地串门，进了张家，又进李家。因为我从小在农村和城市交界的地方长大，在大野地里奔跑，到瓜地偷瓜吃，对农村特有感情。不知是在城里待久了，还是因为年龄的关系，思念家乡的情感与日俱增。梦中常忆起儿时在林中打鸟，在草丛中捉蝈蝈，在河里洗澡抓鱼，骑猪逗狗；常想起家乡的茅草房、大火墙、热炕头、糊满报纸的土墙，老太太围着泥火盆，抽着大烟袋唠着家常，老头穿着厚厚的大棉袄、二棉裤，头戴狗皮帽子，脚穿靰鞡鞋；常回味家乡的黏豆包、冻饺子、猪肉炖粉条……那剪不断的思绪、抹不去的情怀，总使我魂牵梦绕，无法忘却。

宋 靖：成为一种情怀了。

王福春：对，实际上也是在拍我童年儿时的记忆。现在老土房子扒掉盖成新砖房，墙201刷大白，家家都有电视、冰箱，和城里一样。过去农村孩子和城里孩子差距挺大，穿的衣服都不一样，现在你再看一看，农村孩子和城里孩子穿的一模一样，有的穿得比城里孩子还要时尚，已经没有距离了。这就是时代的变化。而且过去农村人祖祖辈辈是农民，你想进城都不行，现在农民可以进城，到城里当工人了。像现在农村为啥有很多留守儿童，这也是个社会现象。我拍《黑土地》，拍黑土地的原生态，同时又拉着大白布为背景拍东北人家，一家一家拍。我用爱普生打印机把照片打在宣纸上，把摄影、书法、篆刻、国画融为一体，在平遥展上获十万大奖。后来我用8×10 大画幅拍《东北人》。因为我2002 年来到北京，正好看到798 陈光俊和绿影室钟旭东还有何崇岳都拍大画幅，觉得拍大画幅挺好玩的，一下就把我的情绪调动起来了，我觉得我也需要改变，也需要玩一玩大画幅。先到五棵松去买器材，一看不合适，最后在绿影室买了一台金宝单轨机。我就背着8×10 机器在北京转，天安门、故宫、天坛、颐和园等，拍了一圈，冲出来一看，自我感觉挺好。看看别人拍的，比我还好，我觉得8×10 挺大了吧，别人还有10×20 的，还有更大的24 英寸的。一瞅，一点儿感觉都没有了，就很困惑。我买这台机器一是想尝试下大画幅，另外也是有意识地和数码抗衡，我认为要将传统影像进行到底。

宋 靖：不是，是因为拍的题材不一样。

王福春：我在北京转了一圈找不到感觉，后来意识到，这块土地不属于我。

宋 靖：这句话说得好！

王福春：还是距离产生美啊，我回家乡一看，冰天雪地，美丽“冻”人啊！还是家乡好啊！我背着大机器就回老家了，我也没车，不像别人有车开着，我就赶上啥车坐啥车，沿着黑龙江流域 3000 多公里沿线，辐射到黑龙江各地。我从北极村到北大荒，找黑龙江人特点，因为大画幅是摆拍，不允许抓拍，当时因为受亚当斯的影响，小光圈，慢速度，拍风光行啊，拍人真就不行，1/8 秒人稍微一动都是虚的，最高的1/15 秒，光圈还收不到f/32，也就f/22，而且大晴天还不行，大画幅必须是在阴天散射光，光比不能大，那种黑白效果才好。现在回头看这些照片，那时候真是凭一股冲劲，拍了就拍了，走了就走了，人生就是这样，这一步你不能犹豫，迈出去就迈出去了，现在回头让我再去拍，打死我都做不到。

宋 靖：为什么呢？

王福春：就是那种激情没了，那时我12 月20 日背机器回哈尔滨，到来年5 月6 日回北京，一冬天在黑龙江拍，一拍就三年多。那都是走到大山里啊，我一个60 多岁的老头，搭坐着汽车说翻沟就翻沟，走到雪地里经常一个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非常可怕。走在那些少数民族地区，像鄂伦春那些地方，我都觉得不可思议。当时我患感冒、发烧，没人照顾我，在那个小村子里打点滴，进那个鄂伦春村落，连大夫都找不着，住的地方有5 块钱的、10 块钱的，什么条件都住了。那是2005 年到2008 年，实际上我就是在黑龙江这么走着，我还想再拍一年，那故事多了，日本遗孤、慰安妇都拍到了。

宋 靖：那还有慰安妇呢？

王福春：有啊，当我透过毛玻璃取景调焦时，看到84 岁慰安妇李风云老大妈刻满沧桑的脸上，流淌着两行诉说她苦难人生岁月的眼泪，让我感慨万千。她是个韩国人，那时和日本人到我们东北来，后来就留在了这边，特别悲惨。取景调焦时我感动得两眼常常是含泪的，调焦都是模糊的，时常忘拔插板、忘按快门。

宋 靖：有多少这样的人呢？

王福春：很多。还有抗联老战士、北大荒人。这本画册是上海比极影像画廊尚陆先生支持出的。

宋 靖：画册叫什么名字？

王福春：我叫“大东北”，他改为“东北人”。

宋 靖：画册里有这张照片吗？

王福春：没有，以后自己出再添加进去，后来画册一出我就再没拍，放弃了，这玩意没完没了，这就画句号。本来我还想再拍一年，再补拍一些，少留遗憾。我拍的东北人以冰雪为主，冰雪用以区别于其他地域的人。中国人是靠服饰来区别地域的，中国人的面貌基本都是一样，只是服装不一样，所以我主要是在冬天拍，要是夏天，就基本和中原人一样，所以我抓住这个特点。我之前拍的叫“黑土地”，为啥呢？因为辽宁的林永惠拍过一个叫“东北人”，他拍我也拍，我俩选题撞车了，而且他先在《中国摄影》杂志发表了，中国摄影界就是谁先发认谁，后来我不能叫“东北人”就叫“黑土地”，和“东北人”区别开。“黑土地”我觉得挺好。后来这本画册，尚陆也没和我商量，就直接叫“东北人”，其实叫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影像，当时我就是想玩一把，玩半天没玩明白，最后还是回老家黑龙江拍摄完成。

宋 靖：最后还是在家乡找到了感觉。

王福春：对，这片土地是属于我的，我形容是自己的“自留地”。

哈尔滨站 1994 年 选自《火车上的中国人》

武汉—长沙 1995 年 选自《火车上的中国人》

西安—昆明 2009 年 选自《火车上的中国人》

北京—上海 2010 年 选自《火车上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