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如何理解当代摄影？

李楠：目前对“当代”大致有两种情绪，一种是追捧，生怕自己不当代；另一种是抗拒，感觉“当代”把摄影给玩坏了。

曾翰：首先我要说，所谓当代是什么概念？其实，当代就是指我们的这个当下所形成的时间和空间，这个空间和时间有什么特征反映在当代的文化里面，牵涉到我们所生存的时间空间里面的方方面面，包括我们的生存，我们的生活方式。最简单的现象就是我们每天要对着手机，这个时候摄影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审美或是一个所谓的图像的意义了，更多的是一个当代的新的语言符号。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来讲，全球化和我们现在提出的“后全球化”。这两年西方开始反对“全球化”这一个新的形势出现。在这个点上，我们都有看到了它的演变结果——很多时候通过照片，通过图像来交流，来重新组织人际关系、社会关系。这个就是我们在手机互联网跟手机摄影盛行之后产生的一个新的变化，所以这个也可称之为当代摄影，尤其是这几年。

李楠：同意你的看法。广义上讲，一切当下的艺术与摄影都可称之为“当代”；狭义上讲，特指1960年代以来的艺术。

摄影在当代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它已经成为一种社交方式。我曾经提过一个说法，叫“图像化生存”，人际交往与认知更多建立在海量图像的基础之上，而取代了传统的个体直接经验方式。

所以，对当代摄影的理解，不能简单从语言、技术手段、类型风格这些层面去入手，而应当是从它是否表达了一个观念去理解。所以，不是运用了拼贴、合成、装置就是当代摄影，而是要看它的内在是否有基于观念的表达。

曾翰：确实，现在的很多技术和方法，在摄影被发明的时候，已经有人做了。技术和方法跟当代观没太大关系。

我觉得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来判断，就是我们从它的结果看，它是要用在哪个方面，然后判定。新闻摄影也好，纪实摄影也好，它是用于媒体传播的，那么它有一套它的规矩、规则，有媒体和传播学的规则。

那么，另外一个，摄影作为艺术手段，它就变成了艺术家的创作媒介，那么他可能不以媒体传播为主要目的，而是艺术家对于他的那个时代的经历和生命的创造、呈现与思考。

（曾翰+杨长虹2006-2008年作品《叫魂》）

不是所有人拍照片就一定是想成为摄影艺术家，尤其是在当下的情景下，摄影已经是一种人际关系，一个社会关系的构建和表达。

李楠：是的，目前摄影存在的方式大致可分三类：第一类是媒介上的摄影，也就是基于传播的摄影。第二是艺术层面的摄影，也就是作为艺术家个人表达方式的摄影；第三个层面，就是大众层面的摄影：人人都是摄影师。

这样，我们大概能了解我们在哪一个层面探讨摄影。关于某种概念，第一个是了解概念本身；第二个是了解理解概念的关键是什么？第三，了解概念产生和讨论的时代背景。这样可能会比较清晰一些。

（曾翰+杨长虹2006-2008年作品《叫魂》）

曾翰：第一届广州摄影双年展的时候，顾铮老师提出“城市·重视”的主题，那个时候我就是在策展“关于城市景观摄影”，同时自己也在拍摄景观。不是某种方式流行了我就要去做，而是我自己经历就是这样。所以，我可以说一直是一个被无法界定或边缘化的摄影人。

比如说，以前在媒体当摄影记者时，我用完全纪实的方式去拍中国的城市化景观，竟然被认为是一个观念摄影。因为我的纪实区别于当时多数新闻照片或图片故事报道那种喜欢融入大量主观镜头语言的拍法，而被当成另类。

李楠：你是“被观念”了。所以，大家对什么是观念、什么是纪实摄影并不是很清楚。

曾翰：所以当时我的作品就只能参加“中国艺术三年展”、“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而进不了新闻摄影和纪实摄影的展览。

（曾翰2016年作品《宋徽宗的松树》）

李楠：纪实摄影与观念摄影当然有本质的差异：纪实摄影面对真实存在的场景、人物或者事件；观念摄影则是由作者依据他的观念制造出一个本来不存在的场景进行拍摄，表达观念。

从另外一个层面讲，它们又有互涉和交融，越来越多的作品也呈现了这种趋势，甚至显得不那么容易界定。

曾翰：这次三年展的策展人Alejandro是西班牙人，马德里摄影节的创办人。他这回带来的是拉丁美洲的摄影，非常棒！鲍栋策展的则是非常当代的影像，可以说都不太容易界定。

（曾翰2016年作品《宋徽宗的松树》）

我的思考是“基于摄影”的，用摄影史的研究和呈现去讨论摄影本身的问题。届时让展览说话吧！套用蔡涛一句话，“做一个安静的策展人”。

李楠：好，预祝展览圆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