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十字架，你还能拍出信仰吗？

近年来，宗教题材的摄影作品多了；因与信仰有关，比较容易受到注目。与此同时，上面这个问题，却越来越不容易回答。

摄影家杨延康的代表作《乡村天主教》、《藏传佛教》大家都很熟悉。那么，不妨听听他的想法。 

对话

如果没有十字架，你还能拍出信仰吗？

《水俣》之一  尤金·史密斯

杨延康：《为智子洗浴》是我非常喜欢的照片。你看，这是2000年元旦我送给大家的一张明信片，我拍的麻风岛：一个老伯把假肢脱掉以后，在海中游泳。我还写了一段话：“轻轻地翻开一个世纪，活着更坚定、更有信心。”

李楠：一般新年都会选很喜庆、很欢乐祥和的画面，而你很特别，选了一位受难者。

杨延康：其实上帝就是要用各种苦难来告诫人类别太自以为是。我拍麻风岛的时候就想：要是我们得了麻风病怎么办？那就自杀！自杀很简单啊，可这些得麻风病的老人们都没有死，他们守望的是什么？

有些人问我为什么有“苦难癖好”？我觉得很诧异。我不是要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苦难之上，我是觉得人要懂得感恩，是苦难让人们懂得了信仰的意义。

世界上没有一个苦难的秀场，来让你获得荣誉

李楠：从苦难中升华出信仰，当然非常美好。但是苦难首先意味着伤害或者毁灭，人的最直接反应是抗拒和恐惧。作为一个关注苦难的摄影家，你如何让你的照片看起来不令人恐惧而令人产生信仰？

杨延康：对，苦难的确包括很多恐怖的东西，这无可避免，但这些也可以诱发出一种美来：人性美、对生命的关注、甚至死亡之中的凄美。

比如拍麻风病，首先我不是去猎奇，而是想告诉别人，这个岛上有这样一群人，他们需要关爱。所以我的影像尽量平实，都是他们的日常生活。

最让我感动是有一对双胞胎姐妹，姐姐很小就得了麻风病，妈妈告诉这个妹妹：你要照顾姐姐，永远不要跟她分开。妹妹真的就一直照顾姐姐，终生未嫁，跟她睡同一张床，吃同一桌饭。那我怎么拍的她们呢？我看到她们俩站在走廊上手拉着手，就跟当年在妈妈子宫里一样相互依偎。我拍下了这个画面。

为了对妈妈的一句承诺，妹妹付出了一生。这些影像更多是对人性和爱的揭示，我会特别去选取这样一些温暖的画面。

我从1992年到2001年拍乡村天主教。有一年秋收的时候我去陕北，看到两个白发苍苍老人在收小米。我问老人：大爷，没有儿子来帮你收吗？他说，我有一个儿子，他当神父去了，我给了天主了。我说那你们太累了。他们说，没事，这种累是天主对我们的考验。他们觉得身体上的疾苦劳累和苦难，都是主对他的考验。

李楠：他们不觉得是被伤害或是被剥夺，反而觉得是一种得到。

杨延康：对，他们觉得是在磨炼意志。其实，让你去最困难、最肮脏、最被人遗忘的地方去，才是考验你品行的关键。我们每天下了班跟朋友花天酒地打着光膀子，喝得醉生梦死的时候，想想这些老人在干嘛？这真的还是有很大的提示。

我觉得，其实我也不是在拍别人，更多的时候就是拍自己。世界上没有一个苦难的秀场，拍完之后你就通过对苦难的传播来获得一种地位、一种认可、或是一种荣誉。

李楠：苦难中的精神是一个永恒的命题。甚至是许多艺术家偏爱的命题。比如长期以来，中国纪实摄影师喜欢这样一种主题；物质贫困而精神富足，最容易表现这种主题的就是一些偏远、贫困地区的普通人或是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这是真实的状态，还是摄影师的一厢情愿？是否在美化苦难美化、讴歌苦难？

杨延康：提起苦难，谁也不想去承受。但是，那些生活太幸福的人，太洋洋自得的人，你们是否可以考虑到有些人正在受苦受难？我觉得人性在苦难中闪光点会稍微多一些。因为人会得意忘形，而苦难是一个上天的提示，叫你别这么得意。有时候也是一种矫正和改变。

李楠：现在拍摄宗教题材的慢慢多起来了，一方面可能跟现实信仰缺失有关，所以大家会去寻找。另外一方面，这种题材，也容易显得特别，甚至便于牟利。你觉得这种题材会不会有讨巧的地方？你的作品跟这样一类东西有没有保持距离？

杨延康：这个问题提得好。宗教的符号在外在形式上是会比较吸引眼球的。因为在生活中这种符号很少嘛，只有到那个特定的环境才会出来。但是好的作品，这种外在的符号形式与内在的内容要相结合。我拍宗教，是完全融入到他们生活里面去的。

有人说我是不是太功利了？拍天主教时信天主，拍藏传佛教信佛，拍什么信什么。我说有什么不可以？万宗归一，耶稣也好，释迦牟尼也好，其实都是一个符号性的东西，左手基督，右手如来，怎么不可以？你的心灵有什么？你的内在是什么？这很关键。这样拍出来的，才是有内涵的，而不仅仅是形式和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