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十字架，你还能拍出信仰吗？

李楠：你早年拍人文地理，彩色照片掌控得非常好。为什么后来拍自己特别重视的作品时，却放弃了自己的擅长，全部拍成黑白照片？

杨延康：拍《乡村天主教》时我开始用黑白照片，我感觉这样一个题材还是用黑白更真实，更合适。时间长了，眼睛不是“彩色眼睛”，而是“黑白眼睛”了，一看什么东西，就知道那个灰度。

更重要的是，我觉得黑白照片更加回到世界本质，回到照片本身，把很多伪装都去掉了。现在各种颜色符号无处不在，实际上对拍摄和主题呈现是一个干扰。大家被彩色污染得受不了的时候，一看黑白，会觉得还是黑白的好。

李楠：嗯。也有很多摄影家将色彩作为他的表现手段。只要他很明确他的选择就是他要表达的东西。

杨延康：对。你看《乡村天主教》的第一批照片好多是大逆光拍的，更注重那种时间性，以及情节，比如神父正在做什么。现场更有一种启示性。

后来慢慢体会到：影像有它特殊的语言，有它的结构，以前我逆光也拍，大太阳也拍，没什么选择。后来，我会等一等，看一看，天气、环境、光线等等，用我这么多年的经验过滤一下，思考一下：这张照片是否具备了我要的东西？

这张“练习法舞的四个小喇嘛”，当时下午太阳挺大的，我躺在寺庙的旁边休息，没打算拍照片。但看着看着，发现小喇嘛跳起来的动感与地上的影子形成了一种奇妙的韵律感，我就拍下来了，只拍了一张。这张被日本的画廊收藏了。

还有《藏传佛教》封面，抱鸽子的女尼，好多朋友都说这张一看就是摆拍嘛。我说：这个时候还在谈摆拍、抓拍，是否太粗浅了？我不是故意带着一只鸽子让女尼怎么样，是她们抱着放生的鸽子，事实摆在那里，我只是请她进入到像场。尼姑低头看鸽子的心态是很悲悯的，这个悲悯是最真实的传达。

李楠：这张照片让我联想到一些很经典的图式，比如圣母子。西方宗教题材与它的视觉经典图式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教堂里的圣像都是低首垂目，神情悲伤，不像中国的菩萨们都是正襟危坐，无所不知。视觉的外在形式和内在精神之间一定有一个对应关系，不是随随便便怎么拍就行的。

杨延康：对。这个我觉得还是要通过平常的修炼和积累，你看很多经典的东西，其实是潜移默化记在心中的。在拍摄的现场，一瞬间调出你多少年前触动的那个细胞，有种同构在里面，一下子就找到那种关系了。

李楠：宗教的仪式感是很强的，这种仪式感会传达出强烈的庄严、神圣与高贵感。某种程度上，一个画面里加入宗教符号，很容易使照片看起来高贵。所以，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到底是宗教符号、经典图式的力量还是摄影本身的力量？

杨延康：对，的确。有一年我去陕北，买了晚上10点的火车票去临潼，老侯请我跟他的两个学生吃饭。有一个叫邢志昊的，可能喝了两口酒，就说我拍的《天主教》太臭了！尽是一些符号性的东西，不是十字架，就是神父。我说：行啊，我臭，那你拿一个不臭的给我看看？！没有这些十字架，没有这些服装，谁知道他们是天主教徒呢？

他说真正有信仰的人，是从他的眼神里看出来的。

后来我一个人坐上火车，还在思考这个问题。虽然不服气，但他骂的也有点对，确实不能太符号化。比如马克·吕布《最后的贵族》，那种气质，一看就是贵族，也不是通过什么财富比较来表现的。我后来拍天主教，还是深入了很多。

李楠：所以，宗教符号与经典图式貌似是两种特别有效的手段，能让照片看起来非常不一般。你会刻意如此经营吗？

杨延康：可能我会用心经营，但不会故意摆布。我肯定也是在找一种形式，能够恰如其分地表达。有人说我是中国的萨尔加多，你看他的形式、结构能让你一下子记住，然后再慢慢引入更多的东西。其实我也是在情不自禁地找这种关系，我必须在我对画面的选取和我的拍摄构成关系的时候，把那张拍下来。

我觉得中国式的所谓纪实摄影，就是把事情拍清楚就完了，你不会去注意照片里的一度空间，二度空间、三度空间，不会去注意这种平面构成的关系。如果背后没有一个有力的影像结构，我觉得还不是一张很好的照片。

李楠：这样的说法就回到了影像本身。的确，有一个时期，我们对摄影的评价是对题材的评价、对人品的评价，影像本身有什么建树和发展，倒语焉不详了。如果摄影家的个人风格首先表现在他的摄影语言上，那么，生拉硬套的图式终究还是会显得矫情。

杨延康：对。我拍《藏传佛教》时，语言不通，开始我觉得有点麻烦，但后来我觉得一点也不重要，其实人跟人不是通过语言来交流的，一个眼神、一个手势或者一个心灵的微笑，可能更直接，这是再牛的图式都解决不了的。这个时候，不可能去生拉硬套摆布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