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与映射：当代摄影的行为体验

相传，亚里士多德常常会在雅典吕克昂（Lycium）学院旁的林荫道上散步，边走边与弟子们讨论并传授自己的想法。于是，亚里士多德被誉为漫步的哲学家，而他的追随者则被贴上了逍遥学派（Peripatetic school）的标签，这逍遥一词，便是源自希腊单词“Pateo”，意为漫步、游走 。

然而，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并不是个例，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曾经说过：“我只能在我走路的时候才能思考。在我停下来时，我的大脑也跟着停了下来，我的思想只和我的腿一起才能工作。” 而在东方，中国诗人穆旦诗歌也常常出现道路意象及行走哲学，他关于“道路”所容纳的意蕴及行走的经验，往往指向对宇宙存在的终极探索，在诗歌阐述中形成了巨大的精神空间。

毫无疑问，行走为智者带来了一种动态的思考方式，在行走中所路过的风景更能激发起行者无穷的想象和灵感。而无论过程艰难与否，行走最终都会转变为一种经验，从而指导着人们开启下一次的旅程。诚然，行走不仅仅与哲学和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也同时成为艺术家创作的观念和材质。 无论是通过在乡村风景中徒步，或者沿着特别的一段地景对其进行观察，还是在城市中展开的跟踪游戏，摄影都成为记录这些不同体验的有效方式，并将行走的经验转变为艺术的一部分。

一、行为的兴起

上世纪六十年代，正值行为艺术在西方的兴起，艺术家纷纷以自身身体的体验来达到一种人与物、与环境的交流，强调行为的过程意义。1967 年，一位名叫理查德·朗（Richard Long）的年轻学生搭上了一班从伦敦滑铁卢车站驶往萨里郡的火车，开始了一段深入乡间的徒步旅程。

我们无从可知，理查德·朗是否从一张拍摄于 1950 年，名为《肯特郡的朝圣之路》•1（The Pilgrim's Way, Kent ）的照片中获取了灵感，在那次徒步过程中，他在一片空旷的草地上来回的行走，直至地表上的草被踩平，露出了一道规则的线条。理查德·朗将这条人为施加在自然之上的印记用摄影的方式记录下来，并命名为《一条走出来的线》（A Line Made by Walking）。

从《一条走出来的线》开始，理查德·朗便以徒步作为艺术创作，在世界各地开始了不计其数的“行走”与艺术创作的实践，途径之地包括秘鲁、撒哈拉沙漠、澳大利亚、冰岛以及中国的云南及四川等地。理查德·朗的行走将诸如冥想、科学测量和行动等元素融为一体，除了在途中记录有行为艺术的作品之外，他的作品还包括绘有路线的地图，以及在徒步途中遇到和看到的事情的文字列表。

同那些偏爱行走的哲人一样，理查德·朗强调他漫步在一个地区时所产生的想法，“行走，既辛苦又愉悦，有发现的惊喜和经验的增长，放松而专注：行走是进行思考的好办法”。与此同时，理查德·朗将还他的思考以及视觉经验带到摄影作品中，在其 1972 年所创作的《行走在秘鲁的直线》（A Line Made in Peru）里，画面上开始出现了两个空间：即景物本身的空间和观众的空间。

介于摄影所约定俗成的客观真实性，观众往往被理查德·朗所创作的简单却极具象征性的摄影作品所深深吸引，感叹于自然界所带来的原始的美感。即便不能亲自前往，但正如卡特琳·古特（Catherine Grout）所总结的那样，“透过他的足迹，让我们去欣赏人类存在的事实，也知道如何透过简单的线条来平衡那些行走世界和动摇于世界的运动和力量。他那些理想化的影像其实是相当让人觉得心安的：一方面，地景图像是利用古典取景手法来制成的，展现的都是没有人类出现的空间；而另一方面，作品为我们呈现的世界是从人类身体的比例来开始诠释。”

另一位以行走作为创作的英国观念艺术家同样毕业于圣马丁艺术学院，1971 年，汉密斯·富尔顿（Hamish Fulton）沿着英国朝圣之路，从温彻斯特一直徒步到坎特伯雷大教堂，途中拍摄了大量的摄影作品，并且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下他的感受。在其中一张名为《朝圣之路》（A Pilgram Way ）的作品下方，汉密斯·富尔顿为画面中的密林小道标注了三行文字的注释：“北部丘陵的空径；沟通温彻斯特与坎特伯雷的古道；四月里的十天，165 英里的徒步”。虽然与理查德·朗一样介入无人的风景，但富尔顿的作品中却展示出一种叙事性，或者一种随着风景运动的倾向，这一可能源自朝圣之路本身孕育的历史隐喻及文化内涵，或者，正如本·塔夫内尔（Ben Tufnell）所分析道：“他的早期摄影作品往往通过某个特殊地点的经验来唤起心理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