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飞：摄影，最重要的是坚持自己的观点

凌飞摄影作品 十里长亭

“那时周末放假出去玩，大家背着相机干粮，创作去了，好像特别庄严。”

所以基本上朋友一招呼就都去了，之前已经拍照片，周末放假出去玩，大家背着相机，那时候叫创作，好像特别庄严，创作去了。背着干粮，那时候骗老乡，骗吃骗喝。特别好，那时候人还都特别朴实。城市里的人不像现在，现在就像西方以前说的，现在你在国外拍照片，在街上拍照片是很难的了，现在中国已经也很难了。那个时候我们80年代、70年代末的时候，拍照片，大家还不知道你干什么东西，拿相机大家会好奇，所以你拍照片，他非常高兴，或者没反应过来就拍了，现在不行，现在你要拍什么，版权、肖像权什么的，都是这种。西方现在也是这样，拍纪实东西很难的，但也有。

“当时那种状态充满了激情，不是幼稚稚嫩，其实是很可爱的阶段。”

《大师》：我看龙熹祖老师他在30周年的研讨会当中提到一个问题，他说那时候那帮小青年他就很好奇，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勇气去做这个事情。那时候刚好是文化革命四人帮被粉碎了，应该“两个凡是”还是比较……那个时候不会感到害怕吗？

凌飞：好像没有，说的通俗一点，那些事和我们还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年龄还小，也没有十几岁，比你们年龄大一些。因为文化大革命以后，不能说无政府主义吧，但是确实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制约。大家的逆反心理，觉得什么都是批判。我拍我照片怎么啦，寻根，觉得特有理。摄影要回归人民，不是新闻纪录片，新华社报纸那样，摄影要回归人民，反映人民的生活，反映生活的本质。好的摄影本位主义什么的，都是这种。现在看起来也都挺对的，当时那种状态充满了激情，不是幼稚，很稚嫩的方面，其实是很可爱的阶段。

“大家希望人性当中有最朴素的方面。对四月影会，我觉得这是一门本性的东西。”

《大师》：当时艺术界各个方面都在寻根。

凌飞：一开始革命给人们描述了非常美好的生活前景，那时候中国是很单纯的，这个无疑。慢慢以后有了人的阶级斗争，大家对这个东西很烦了，干嘛老斗争斗争，父母、亲属兄弟朋友都斗的死去活来的，人们的社会矛盾那么激化。大家反而觉得应该找一种中国人生活当中更本质的东西，大家应该不是这种状态，不是这种宣传官样的东西，不是唱高调这种东西。大家希望更平实，希望人性当中有最朴素的方面。

对四月影会，我觉得这是一门本性的东西。但你说“天安门事件”那是一个引子，从中国当代的演变、演化来说是很重要的。不只是四月影会，从文学界、戏曲、音乐包括各个方面，所有的文化领域，上层建筑这些领域，这些人大家其实思想还都挺一致的，但是有不同看法，这是很正常的。在交织当中去寻找自己认为是真理，自己能够解释的一种状态。

“四月影会就是同仁的组织，大家基本就是伙伴是友谊，觉得大家在一块有意思。”

《大师》：您刚才说的这些是当时四月影会的一个初衷吗？

凌飞：比如我们说“四月影会”的组织结构，大家实际上基本是同仁的组织。你是武汉大学的，我是北京的，他是河南的，他是山东的，这都无所谓，大家在北京。那时候就是同仁的组织，大家基本就是伙伴，是友谊，觉得大家在一块有意思。我觉得特别朴素的想法，其实没有……四五的时候，因为有了政治事件，有这么一个契机，这些人不由自主就参与进去了，当时我没有，四五的时候我还在运动队呢。我们在运动队，外面人都不怎么知道。只是说组织我们去天安门帮助维持秩序，我们只知道这一件事，别的事真是不知道，知道非常少。

从运动队离开以后，慢慢接触这个事情。对于我个人来说，这还是比较往后的事情。

《大师》：您刚才说到四月影会它的组织结构？

凌飞：就是朋友性的，比如像王志平，他从年龄上，从工作上，大家认为是大哥一样的。他又是搞美术的，有一定能力，周围这几个朋友，像李晓斌、王苗、罗晓韵，大家几个朋友，怎么说不同方面的朋友，大家把自己周围的朋友再聚过来，再拉过来。那个时候我觉得大家在一起很重要的一点，大家彼此商量，真是朋友样子的。那个组织不是严密的，不是那样的。因为四月影会本身不具备这种像官方组织会议的状态，也不是说乌合之众。实际上带一种朋友性质，聚会性的，很自然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