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飞：摄影，最重要的是坚持自己的观点

凌飞摄影作品 我的选择-关于红色

“那个时候敢做已经是最大的了不起了。”

《大师》：听说当时上海的北河盟来北京展览，就是您给张罗的吗？

凌飞：好像是吧，是不是在80平米还是在哪。

《大师》：当时你们怎么看上海的群体？

凌飞：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有就是好。那时觉得，他能办，好，给你办，一看水平还行，不是那样的就行。我的观点就是，不反对别人的形式，只要好，新颖，他们敢做，那个时候敢做已经是最大的了不起了。只要行就可以展，就帮，保证是全心全意的。

《大师》：当时那么多群体，就像春笋一样冒出来，有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背景呢？

凌飞：那就还是文化大革命以后那种自由精神，这个是背景。民间在野的艺术家群体如雨后春笋，甭说中国人自己，就我所知道国外媒体，外国人可是活蹦乱跳，和各种文化精英们，今天开会，明天座谈，今吃饭，明议论，马德生星星画会这帮人折腾的，四月影会也折腾，但不如人家厉害。他们是直截了当带刺的，我们可能不是太带刺。你带刺想到新华社甭来，谁也不敢。千方百计钻进到《新观察》，钻进到《人民中国》，千方百计要进去，不敢太带刺，只能表达自己有个性。

这个没有错，但是如果和星星画会来比较，这是它的弱项，但是没有办法批评。除非你不进去，你自己来做，这没有什么批评，这是生活的选择。

“现在什么都有了，理想真的实现了，但是纯情没有了，这就是问题。”

《大师》：80年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年代。

凌飞：后来我还跟他们说，我说想做一个展览叫《消失的十年》，那个十年是非常理想化的。现在理想实现了吧，可是问题都出来了。那时候也没有车，没有彩电，也没有冰箱，没有大衣柜，现在什么都有了。理想真的实现了，但是纯情没有了，这就是问题。不是批评，我们一样啊。设备也有了，钱也有了，什么都有了，这时候你能做什么呢。真正现在能做好的，比如拍宗教的题材。那个很好，你需要有这种付出。当代艺术家能够做到，让他继续来做，继续巩固他的东西，不要因为自己成功了，放弃自己的脚步了。换了鞋走上柏油马路了，上了汽车了。四月影会都不一样，后来有的去当官了，有的人做别的了，有人做买卖了，有人种花了，有人做商业，情况就不一样了。星星画会可能也是这样，摄影那么大批人都要进入主流媒体，那肯定削弱了。

《大师》：很多人出国的时候，在80年代理想主义的年代，金伯宏就是1981年就出去了。您是在89年出去的？

凌飞：我原先最早想去美国，但是美国语言也不会，跟老帽似的，什么都不懂，还要自己交钱，晕的都是。因为之前我们去过一次法国阿尔勒摄影节，去过一次法国，对那熟悉了。1989年就走了，遍地都是那种状态，自己的环境觉得很灰了，不想在这了，挺伤心的，而且觉得挺没劲的，想先走一下。还有艺术方面的原因，想到那边上大学，就这么走了。

“中国人，应该离的远一点看待我们自己。”

《大师》：您走了之后，在那边上了两年学，又在那边待了很多年。有人说，我看《八十年代访谈录》，会不会在国外待的久之后，会对西方那种异域还有对东方自己的故乡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了？

凌飞：当然了，非常必要。如果你们有机会到那边去不是说旅游，旅游没有用，一定要住下来。或者当一个学生，当一个艺术家住一段时间。我的观点是，我们可能去看博物馆都很好，但是你一定要了解这些艺术家所在的生活环境是什么样子的，这才是要真正了解的。我们知道毕加索，你仔细看他的作品，除了他在技巧上的高唱以外，就是当地人的生活。他们这些人的生活情调，同时他的技巧也是来自于他自己生活的本身色彩、笔触和它的结构，也是来自于当地的东西。

我们对于西方的了解，关键了解它的自由精神。中国在这方面多少年都是缺少的，意识形态太重了。我们也很自由，也很好，为什么老说中国人跟浮夸、肤浅、浮躁，为什么呢？大家看到表面就能看到很多。看到利益、名誉、时尚、潮流，但是这些东西在一个成熟的发达国家，一般人当中，这些东西是很有分别的。他有自己的观点，并不是像我们这样，也可以理解，中国人穷了那么多年，现在赶紧挣钱，需要钱，你没钱没房子，没车没法结婚，没有衣服没法见朋友。这点和西方社会的富裕程度和福利程度不一样。西方人很注重精神上的享受，包括我们认识的朋友，就是做搬运工的，每个周末早上农贸市场搭架子，就挣那点钱。但是你跟他谈电影，谈戏剧，人家都还知道，人家还挺在意精神上的认知。

不是说我们挣了多少钱买了什么，人家并不在意，不是说不在意，不是把它作为一种……但是我们在这个方面就不够。中国人，我们自己应该离的远一点看待我们自己，越近有时候也是很好，需要一段时间远离一下自己的生活。在另外一个不同价值观上来辨析一下我们以前的想法，哪些有道理，哪些是糟粕，这个我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