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平生首次目睹布勒松大师尊容 中午时分,列车途经法国历史文化名城——尼姆,我们下车参加卡蒂埃-布勒松夫人、著名摄影家马尔蒂纳·弗兰克的个人影展开幕式,她的影展正在该城美术学校举行,卡蒂埃-布勒松与众多嘉宾出席这次开幕活动。 这一天,是我平生第一次亲眼目睹已神交40多年的心中导师——亨利·卡蒂埃-布勒松大师的尊容与风采。 亨利·卡蒂埃-布勒松戴着鸭舌帽参加他夫人马尔蒂娜·弗兰克的影展开幕式。(李振盛摄影) 卡蒂埃-布勒松在其夫人影展开幕式上察觉到有人站在他身后想拍照合影时,赶紧把鸭舌帽拉下来挡住脸。(李振盛摄影) 果然如传说中所描述的那样,卡蒂埃-布勒松在公众场合为躲避镜头总是戴一顶鸭舌帽。七月酷暑的季节里,他在美术学校大院里参加夫人影展开幕式酒会也戴着鸭舌帽,并且向前拉得很低,几乎遮住了脸,当一位法国青年摄影师悄悄绕到大师身后想让前方的同行为其抓拍一张合影时,大师察觉到了赶紧把鸭舌帽往下拉得更低,我把这些有趣的情景一一收入镜头。我在想,有了这几张亲自拍摄的大师照片足可以成为谈资,也可以写有图为证的故事了,即便是像普雷基说的万一不能如愿实现与卡蒂埃-布勒松大师正式会面的梦想,我有了这些照片也算是一个很幸运的中国摄影人了。 马尔蒂纳·弗兰克影展开幕酒会结束后,普雷基把我介绍给坐在大院一角阴凉处的卡蒂埃-布勒松,或许是大师还记得两年前曾看到普雷基的编辑提案中有我的肖像照片,或许是老人先前看过我的法文版画册《一位中国摄影家的小红书》(英文版书名为《红色新闻兵》),大师初次见到我这个比他小32岁的中国同行时,好像一眼就认出来了,如同对待老朋友那样亲切。 “我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卡蒂埃-布勒松大师与我见面的头一句话便如此直率,这种非同寻常的“见面礼”,令我颇感诧异。 “我是一个‘有政府主义者’,但我希望任何政府都应当更加民主,更加开明,能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我当即回答了他,接着又说:“我们虽然在‘无政府’与‘有政府’方面的主张不尽相同,但我们在纪实摄影方面早已结缘,成为用镜头记录历史的同路人”。 “是啊,我们都是用镜头记录历史的同路人。”卡蒂埃-布勒松大师听到我这番回答满意地笑了,老人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微笑着面对在场摄影师的镜头。随后他又特地摘掉头上的鸭舌帽,让我的法语翻译于洋为我们拍了一张珍贵的合影。 亨利·卡蒂埃-布勒松大师特地摘掉头上的鸭舌帽与初次见面的中国摄影家李振盛握手合影。(于洋摄影) “摄影本身没有什么意义,而画面是最重要的!关键是要抓住好的画面,单纯就摄影而言,任何人都可以拍照,但却不是人人都能把握好画面的结构。”卡蒂埃-布勒松大师没有对我这个来自中国的摄影人说任何客套话,直接道出了他所秉持的摄影理念。 事后,马尔蒂纳·弗兰克向我解释说,卡蒂埃-布勒松大师看到我的《一位中国摄影家的小红书》画册的280多幅照片都是未加剪裁的原始构图,这一点与他的主张完全一致,大师甚感欣慰。她说:“卡蒂埃-布勒松对你把握画面的功力极为赞赏,所以与你初次见面就说了那一段话。” 这次暂短的非正式会见,是我与卡蒂埃-布勒松大师首次谋面,却如同故交。大师约我第二天在我们共同下榻的阿尔拉坦宾馆会客厅正式会面。我与卡蒂埃-布勒松神交40多年 在我半世纪的摄影生涯中,东西方两位摄影大师对我产生过深刻影响,一位是中国的吴印咸,一位是法国的卡蒂埃-布勒松。前者在长春电影学院为我们讲课时说:“摄影记者不仅是历史的见证人,还应当是历史的记录者”,这一教诲成为指引我用照片为历史存真的原动力;后者在1960年8月遭到中国文化界批判时的“反面教材”成为我暗中学习与仿效的范例,他的“决定性瞬间”理论指导我一生的摄影实践。 公元 2003年7月10日,对我来说是一个具有特别意义的日子。这一天上午11点钟过后的一个多小时,是我生命长河中的“决定性瞬间”——我心目中仰慕已久的亨利·卡蒂埃-布勒松大师,正式地会见了我这个普通的中国摄影人,一个平民摄影师。 这天清晨,我和翻译于洋正在阿尔拉坦宾馆门前狭窄小巷里散步,偶遇卡蒂埃-布勒松夫人马尔蒂纳·弗兰克从宾馆大门走出来,她热情地与我打招呼说:“卡蒂埃-布勒松与我一起看过你的作品,读了你的那本书,你亲历的故事和作品令我们很感动。卡蒂埃-布勒松赞赏你用镜头为历史留下了见证。”她说卡蒂埃-布勒松在今天上午11点钟与我正式会面。 法国南方名城阿尔勒的阿尔拉坦宾馆是阿尔勒国际摄影节的“大本营”,这家宾馆一个会客厅以卡蒂埃-布勒松的名字命名。(李振盛摄影) 与马尔蒂纳·弗兰克分手后,我对于洋说:“90多岁的卡蒂埃-布勒松老人怎么会有时间去‘读’我的那本书呢,他夫人不过是在说说客气话而已。等到11点见面时如果大师能谈起我书中的某些小的细节,才能证明马尔蒂纳·弗兰克所言不虚,证明他们的确是‘读’了我的书。”于洋旅居法国十多年了,依据他的体验对我说:“西方人待人很真诚,一般都不会说假话,不会‘玩虚的’。” 早餐时,普雷基告诉我,马尔蒂纳·弗兰克昨天晚上说,卡蒂埃-布勒松这几天参加阿尔勒摄影节和出席她的影展开幕式等活动,老人家已经感到很累了,他急于赶回自己家乡小镇去休息,与我们的会见时间只能限定在20分钟。我回答说只要能正式见上一面,那怕是10 分钟也足够了,只要能聆听大师的当面教诲,并有机会让大师看一眼我收藏了43年的那份“批判材料”,也就无憾了。普雷基说,咱们要把时间严格控制在15分钟左右,绝不要超过20分钟。 从10点30分开始,普雷基与我都怀着一种特殊的心情在一楼会客厅作好准备,等待大师下楼来,我看他在会客厅里走进来又走出去的样子,好像比我还要紧张。 普雷基与我事先将四张沙发椅并排摆成弧形,对面一张椅子是翻译的位子。我们商定让大师与夫人坐中间两张沙发,普雷基与我分坐左右两边。 我把所带来的几台照相机都背到了会客厅,和于洋一起把三四台相机、一架摄像机摆放在沙发上,心想万一大师慨允拍照时便可以抓起来就用上。普雷基看到沙发上摆着这么多的照相机,面露为难之色,他摇着头说卡蒂埃-布勒松向来不喜欢别人为他拍照,如果让他看到摆了这么多的相机,他或许会拂袖而去,那就连见面的机会也没有了。他让我们赶紧把相机收起来,他害怕任何不可知的因素影响了会见气氛,这样会使他两头为难。但是,我心有不甘,仍心存侥幸,不想与任何机遇失之交臂。我并没有收起相机,只是把摆放相机的那张高背沙发椅推到两米开外的地方,并调转180度,高靠背遮住了相机,它们在视野中“消失”了。 时针指向11点,这家古老旅馆一直保留并使用的老式电梯的门终于打开了,卡蒂埃-布勒松与夫人马尔蒂纳·弗兰克一起走出来,老人远远地便向我们招手致意,我赶紧上前去搀扶拄着手杖的老人家。入座时,卡蒂埃-布勒松大师非要拉我坐在他左边那张原本为他夫人准备的沙发椅上,我再三推辞礼让,马尔蒂纳·弗兰克见状干脆抢先坐到我本来要坐的位子上。无奈之下,我就只能与大师并肩而坐了。当我坐在世界摄影泰斗与其夫人中间时,心里既惶恐又兴奋。 2003年7月10日,卡蒂埃-布勒松夫妇在阿尔拉坦宾馆亲切会见中国摄影家李振盛,左一为李振盛作品全球总代理、联系图片社总裁罗伯特·普雷基。(于洋摄影) 一开始,我首先表示感谢卡蒂埃-布勒松大师邀请会见的一番盛情。告诉他:“在中国每逢召开摄影理论研讨会,通常必谈您的‘决定性瞬间’理论,您是当今中国摄影界倍受尊敬的国际摄影大师”。大师听后竟脱口说出了一句中文:“不客气!” 我以为可用中文交谈了,便兴奋地直接说:“43年前我在大学读书时,就拜读过您的作品和摄影理论……”这时,老人又用缓慢而生硬的华语说:“我,中文不懂,不懂。”于是大家都会心地笑了起来。由于他早年曾两度到过中国,大概仅能记住几句汉语。 我最早接触卡蒂埃-布勒松大师的“决定性瞬间”理论及其摄影作品,那是在 1960 年夏季我刚考取长春电影学院摄影系的时候,当时的中国文化艺术界在北京举办一个非常特殊的“内部展览”,名为《资产阶级形形色色展览会》,在这个展览中把画家萨尔瓦多·达利作为西方资产阶级美术流派的总代表,把亨利·卡蒂埃-布勒松作为西方资产阶级摄影艺术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予以批判,卡蒂埃-布勒松在1948年和1958年先后两度来中国拍摄的13张照片都成了“反面教材”。 2003年7月10日,卡蒂埃-布勒松大师会见李振盛时以“掰腕子”姿式亲切握手合影。(于洋摄影) 我们摄影系老师在课堂上向同学们传达北京的展览实况,宣读展览会上摘记下来的批判词,让我们看卡蒂埃-布勒松的“反面教材”照片,组织同学们严历批判他这个西方资产阶级“新现实主义派”的总代表。美术系老师则带领学生侧重批判“资产阶级美术流派”总代表萨尔瓦多·达利。那时,在公开场合我们都要故作姿态地认真批判,背地里却是另一回事。 记得卡蒂埃-布勒松曾这样描述他对摄影的感觉:“在拍摄的时候,我总是闭着一只眼睛,我用这只眼睛观察自己的心灵;我又总是睁着一只眼睛,我用这只眼睛观察整个世界”。我从大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哲学中引伸出“逆向思维”的逻辑。 每个人对待事物的态度会各有不同,我这个人向来有一个说不准是好还是坏的习惯——“逆向思维”。多年来,凡遇到那些被批判的人和事,我总是从公开批判词中去反向思索,由此常常得出不同的观点,乃至是属于“反动的观点”,这些观点虽不敢公开张扬,却顽固地坚持己见。在对卡蒂埃-布勒松的那一场大批判中,我和一部分同学私下里对他的照片构图及其“决定性瞬间”理论大加赞赏。我把“决定性瞬间”当作自己的座右铭,它的真正涵义是瞬间与空间、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具有永恒的意义。 我还以留下“反面教材”作为批判资料为由,翻拍了卡蒂埃-布勒松被批判的几幅作品,时常拿出来看看,名为批判,实则是学习。时至今日,我仍能清晰记住那些让今天的人们听了就会大笑的批判词,还能信手画出当年他应邀来中国拍的几幅“反面教材”照片的构图,诸如《前清遗留下来的宦官》、《标语和行人》、《镟床女工》等等。 卡蒂埃-布勒松1958年应中国官方邀请前来拍摄“大跃进”,《镟床女工》是作品之一。两年后的1960年8月在北京举办《资产阶级形形色色展览会》遭到批判,指责这幅照片“严重扭曲中国工人阶级的形象”。 罗伯特·普雷基在三年里看过我的几万张历史底片,他说:“从李振盛的纪实摄影作品里总能看到一条清晰的‘决定性瞬间’的轨迹,总会或多或少地找到卡蒂埃-布勒松的影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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