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摄影师王红：我怀念那些牺牲的战友……

死吻 | 在老山前线采访，一位漂亮的女兵为我动情地讲述了一段感人的故事：激战后，一位18岁的战士身负重伤，对救护他的护士姐姐说：“我为祖国捐躯无怨无悔，唯一有件遗憾的事，请你答应我的请求……听说人生没有爱情是不圆满的。你、你能不能亲亲我？”护士姐姐含泪亲吻了这位年轻的战士，他冲她微微笑着，慢慢闭上眼睛，无憾地走完18岁的人生……摄影：王红

当年《大众摄影》收到雪花般的读者来信……讨论《死吻》

您在参加越战之前可曾有做战地摄影师的打算？是怎样的契机使您奔赴战场的呢?

和平年代能当上战地摄影师？想都别想！我是奉命赴老山前线参加作战，又因我担任军部摄影干事，纯属情理之中，意料之外。

我1976年入伍步兵第417团团直属分队的高射机枪连指挥班。刚到连队8个月，可能是学过画画、识点简谱，便被抽调到团的政治处宣传股，1977年，我初学摄影那会儿，无论是新华、人民、军报还是军画报，更别说基层的机关了，照相机和胶卷都是稀有的，少有拍照不组织不导演的。部队是一个特殊的团体，很多外宣的照片更得讲究。比如说上封面，真是在全团找出一个浓眉大眼“高大全”的形象。现在觉得好笑，当年就是这样。

不幸赶上了一场战争，又有幸成为了一个战地摄影师；不幸因战负伤，又有幸让我知道以前所追求的名利和所谓的获大奖与生命相比的孰轻孰重。

兰州军区野战外科医生说：胸腹联合伤，在战场上死亡率极高，我能存活纯属万幸。很多人对我说：“你大难不死老老实实享清福就得了呗，一天瞎折腾啥呀？”

我在战场没有交白卷，还留下了一些战地摄影作品。除了感谢部队和组织的培养，更要感谢我的亦师亦友的大哥们：胡武功、潘科、侯登科等一大批西安的摄影老师们和同行。他们在西安“德发长”饺子馆为我饯行，表达的是惜别和祝福。他们与我，前线与后方的两地书信中，他们对我拍出好作品寄予了厚望：“一定要关注战争中的人，一定要把人作为战争中的主体，用镜头真实客观地表现这场战争。“

真的，当时我不理解，突然出现的突击队队员这一个群体，让我幡然醒悟了。

搜剿破袭 | 1986年5月3日，刚刚换防进驻防御工事的某团守备队员，针对敌军惯用的紧贴战术，对我实施偷袭、袭扰和呼唤炮火向我射击等特点，有计划、有目的地利用夜暗，对我阵地前沿地屯兵洞实施搜剿破坏。摄影：王红

我部18个月防御作战期间，4次出击拔点作战。分别为1986年10月14日416团的“兰剑行动”、1986年10月19日182团的“铁锤行动”、1987年1月5日421团的“北虎行动”、1987年1月7日417团的“黑豹行动”。因为“兰剑—B行动”是集团军的首场拔点作战，每一项安排都有严谨的考虑。

首战选用了416团的“特功五连”，我也首次知道了“突击队”就是“敢死队”。

当年在抗美援朝严岘山激战中，连续打退美军28次冲锋，歼敌1200余人，被志愿军总部授予——特功五连。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当突击队员的。他们有很苛刻的条件：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优先、独生子绝不考虑、军事技术要一兵多能、各项考核达标优秀者才能进入突击队。战士们为了争当突击队员，咬破手指写血书请战，场面非常感人。有些战士为了能进突击队，拿着香烟走连长的后门，他们的目的很简单：我就是要在战斗中体现我的价值，我就是要在保家卫国的战斗中立功——因为只有立了功，给家乡父老争了光，我回去以后，农村的户口可以转为城市户口，以此改变我个人和家庭的命运。

国酒壮行 | 1986年10月13日，某团举行出征誓师大会，这位基层指挥员大吼一声仰脖干了酒，瞪大眼睛举着酒杯自豪地说：“我第一次喝茅台，竟然是壮行酒！”壮行酒意味着壮烈、意味着牺牲，但他们无怨无悔。摄影：王红

我把镜头瞄准了这些可亲可敬的突击队员，也不忍心再用摆拍的方式去拔高他们为所谓的“高大全”，现在他们在我心里每个人的形象都无比的高大。我想到了有句话叫“今虽容有不知，后世决不可没”。

顺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军在2003年攻打伊拉克时曾吹嘘，他们首次实况转播了这场战争。他们哪知道，早在1986年10月14日，我集团军通信处处长姚欣耀率他的“自动化工作站”，已将作战时的实况电视转播变成了现实。军首长看着作战室的大屏幕，精确指挥了“兰剑—B行动”的出击拔点作战。那会儿还没卫星传输的概念，作战的规模和作战形式也无法与美军相比，但我军想出的“微波传送”与铺设电缆相结合的技术，首开作战实况转播的先河，我一算比老美早了17年。

那日松曾跟我说：“目前看到的越战摄影比较集中和精彩的出现在47军的摄影群体”。我想说，最精彩和最为这场局部战争做出伟大贡献的不是摄影而是录像。被媒体和网络疯传的“兰剑—B行动”激战中的视频就是随突击队的任荣和赵旭录制的。任荣已经逝世，赵旭在陕西省公安。好多人问我，为什么叫“兰剑—B行动”？意为兰州军区的一把利剑，因为有AB两个方案，选用了B方案，所以叫“兰剑—B行动”，战时的表述是“LJ—B行动”。

再接着前面说。突击队的第一和第二梯队的序列中编入了两个摄像人员，而专职的摄影人员没有考虑编入。

今天想想，其实自1981年录像设备应用于部队之后，冲击了摄影在部队的教育训练的地位。我之所以一提干就由团跨越师，再直接到军机关，除了部队首长对我专业能力的认可之外，主要是因为军政治部宣传处的摄影干事，我的老师——彭冠。他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因为被调到军司令部扛摄像机当作训处的参谋了，说白了我就是个“补缺的”。

这样一想，就能解释，为啥给突击队配备数台弗兰卡傻瓜照相机？可能首长们觉得照相有啥难的？给突击队员发一台照相机就OK了，反正有录像跟着上去呢。

部队首长没有安排我上，虽我为上还是不上纠结已久，但心里非常明确，绝不能拿着长镜头拍出来的照片全是后脑勺。战斗前夕，我陪刘铁生到了老山主峰，打开1000毫米长焦距镜头的铝合金箱子，满满的彩色胶卷放在支撑固定镜头的位置里。我正挑选不同感光度的胶卷，416团保卫股的股长李金风来了，指着胶卷说：“哎呀哥们儿，那么多彩胶啊？”

我说：“给你拿两个用用？”

他说：“那太好了，太感谢了！”

我说：“先别谢，你赶紧写个路条派俩兵把我护送到最前沿的阵地！”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路程，我由老山主峰下到了最前沿的突击队员进攻集结阵地。还没坐下来喘口气，就听到“谁是王红？军里的摄影干事王红接电话！”我去屯兵洞里听电话，“你是王红吗？听到电话立即返回！”

我问：“这是谁的命令？”对方说：“是军首长的指示。”我说：“王红收到。”就对护送我的战友说：“来，给你俩照张像，你们就安全返回吧。”   

就这样，我留在了突击队。用指导员徐俊的话说：“王红是‘特功五连’的战士，他的鲜血和战友们的鲜血流在了一起……”而我说，我身负重伤并能重获新生，是416团我认识和不认识的战友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的生日是“10.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