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摄影师王红：我怀念那些牺牲的战友……

《救战友》照片就出自激战进行中。当时我已经忘了害怕，这个背着伤员的战友引起了我的关注。我咔咔拍了几张之后发现：他怎么那么磨叽。我冲到他们跟前，把伤员抬到了我的背上，刚一迈步才知道走路缓慢的原因。因为整个阵地被炮弹炸翻飞成很深的焦土，如同踩在棉花堆。当我喘着急促的粗气把他背到最前沿的救护所后，才发现我背回来的竟是烈士的遗体。

我安放好了遗体，用已经被烈士鲜血浸透的军装擦去满脸满手的鲜血，喘息平缓之后，我第二次冲出战壕才负伤的。

负伤经过是，一个伤员被四个战士抬着往回撤，前面两人各扯伤员一条腿、后边两人各拽着胳膊跌跌撞撞往回跑。我迎过去，在他们必经的一个弹坑处接应。正当我刚刚抱住伤员的双脚，突然就像被一辆飞奔而来的“列车”直接撞击到我的左肋一侧。呼吸定格了，这口气吸不进去也呼不出来，再紧接着就像一个气球撒了气，人当场瘫倒在地。

这是我中弹瞬间时的真实体验。显然别人无法体验，最好也不要有体验的机会，一提此事我的伤口就隐隐作痛。我中弹后还有第二个意外的“收获”，人在最致命的那一刻，潜意识里的所思所想会瞬间迸发。我在中弹的瞬间，脑海里竟然冒出了幻觉：“中弹了吧？叫你听到电话立即返回！你还敢抗命，等着上军事法庭吧！”在“军……事……法……庭……”长长的回声中，我的老娘正两眼泪汪汪地问我：“你不是说有很长的镜头不用上阵地，怎么也伤了？……”

再紧接着就只听到战友们“快！快！快！又伤了一个！赶紧！我这有……”一会儿急救包一会儿止血带。再后来听到尚侯风叫我的名字……那个时候，致命的疼痛早已把军机关摄影干事那种牛逼哄哄的劲儿疼没了……强烈的求生本能和欲望使你没了尊严。我总说我的一等功是领导照顾我的，我那会儿啥都不知道肯定是狼狈不堪，尤其是忘记叮嘱好保护好我的相机和胶卷，只剩下哭着求着对小尚说：“小尚，我的小命就全靠你了……”

后来我知道，有些伤员和军工就牺牲在了这条后撤的路上。从前沿阵地护送伤员到老山主峰是三面受敌，这路程最快要一个多小时。然而在那个时候越军的炮火把道路全部封锁，把战壕炸得七零八散、一片狼藉。伤员由敌阵地后撤有一条按照部队防御序列构成的救护线，依次为最前沿屯兵集结地、到前沿阵地包扎所、经过排、连、营的救护所、抵达老山主峰团部的卫生队，再用师部战地医院运送伤员的装甲车，按照伤情决定是就地治疗、或送至军部、或是军区野战医疗所救治。

而在我从阵地后撤的过程，伤痛让我在迷迷糊糊、断断续续的意识里，我知道我是在担架上趴着的。我听得到急促的呼吸声、听得到在炮弹飞来即将落地的那一瞬间，几个战友及时把担架一放同时扑到我身上，那些被炸飞的泥土“哗哗哗”地滚落在我的身上。还有一个很恍惚的记忆，眼看快到顶峰，炮弹仍不间断地在我们身边爆炸，突有一人把我从担架上背起往前冲……直到2013年，我到银川参加《使命之旅》活动得到证实，这是一位叫陈国华的战友，他是416团政治处的报道员。他拿出来一张照片，说：“老哥过来，我给你看个照片。”我一看照片，像电脑被激活：“哇！真有这回事儿，背上的人是我，背人的是你啊！”我们俩紧紧相拥在一起，老泪纵横。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从来没有对外人说过这事。他把照片给了我，后来我才知道这张照片是梁子现场抓拍的。

王红负伤后也躺在这张手术台上 | 1986年9月3日午饭时间，战地医院又抬进一位被敌炮火袭击、浑身10多块弹片的伤员。医护人员立即放下碗筷，紧张有序地在手术台前忙碌起来。无巧不成书，10月14日，我在战斗中负伤后，也被抬上这张手术台，我的生命在兰州军区第一野战医疗所得到及时抢救……摄影：王红

这个五四式手枪，战时干部都配发。我腰上的手枪除了负伤住院的三个月，甚至我去昆明冲胶卷、下舞池都枪不离身。

我书中说过仅有一次开枪，是为了一个离开战场的战友送行。实在不知送什么，干脆就在漆黑的夜晚拔出手枪打了六发子弹作为礼物为她送行。

其实在战场的时候，用手枪的机会不多，真如有危情其不及一颗手榴弹。

有一次，大概在1986年的上半年，我从七连到九连经过一段无人区。说好对方来人接我，可是咋等都不来。因约了采访的时间，所以担心来不及就自己走了。懂战场纪律地人都知道：一个人严禁出行，万一被敌特工抓了俘虏，连个音讯都不知道。战场规定必须要三个人全副武装才能通过。我干脆左手拎着打开保险的手枪、右手握着两个拧开后盖手指戴上拉环的手榴弹、脖子上还挂着一颗“光荣弹”，走到寂静之处汗毛倒立紧张万分。那一刻我心里明白：如果遇到情况，消灭不了敌人就拉响光荣弹结束自己的生命。光荣弹0.3秒就爆炸。